二 中世纪大学的兴起与大学精神的形成
　　中世纪是以西欧为主体西方社会发展承上启下的重要时期，不仅传承了欧洲大陆古典时代的文明，还整合了东方文明并加以发展，为西方文明的兴起和成长奠定了基础。大学的兴起是中世纪对近代欧洲最突出的贡献，是中世纪文明成就的重要标志。历史学界一般认为，基督教的发展、东西方文化的交流、特别是欧洲城市的兴起是促使中世纪大学产生的重要条件。
西方教育的兴起与基督教密切相关，教育机构真正意义上滥觞于教会的修道院。西罗马帝国灭亡后，分崩离析的现实社会促成了信仰文化的孕育和生长，教会作为西欧社会唯一留下的政治与文化的统一机构，成为传承古典文化的载体并在长期的文化整合、新文明重建的过程中充当主角。基督教为了诠释《圣经》，向世人传递福音的需要，开展大量的研究、解读和推广的工作。逐渐"一种自发的基督教文化兴起了，它以修道院为核心，并通过教育和宗教影响和渗透到教育和人们的生活中。" 基督教在传播的过程中得到了王权的支持，并成为王权加强统治的精神支柱，兴办教育则成为王权支持基督教的重要措施。尽管对民众推行文化教育的初衷主要是神性的，却为欧洲中世纪学校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公元10世纪，阿拉伯人征服西班牙，使伊斯兰文化大量涌入西欧。随着十字军东征，西欧商业贸易扩展到地中海沿岸，东方拜占廷科学技术流入欧洲，并在西欧迅速扩展，对欧洲文化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公元10世纪至11世纪，欧洲封建社会进入巩固期和发展期，手工业和农业生产迅速发展，新兴城市大量涌现。"新兴的城镇是中世纪发展至关重要的发动机，……它们提供市场，生产产品，从而使整个经济繁荣起来。" 国际贸易日趋活跃，新兴的工商业在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日益起着重要作用，他们要求冲破封建主和教会的束缚，学习世俗文化，提高科学水平于是对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经济和政治的发展，需要新型的教育，西欧文化的发展和东方文化的传入，也有可能举办新型的教育。于是，便产生了中世纪的大学。"
　　欧洲最早的大学建立于12世纪，有意大利的波隆那大学，英国的牛津大学、剑桥大学，法国的巴黎大学等。大学（University）来自于拉丁文，原意为社团、组合、共同体、行会等。中世纪大学是为学习和研究某种学问而自愿结合起来的师生共同体，师生按照行会的契约方式进行教学活动；中世纪的大学作为一种职业学者的行会，致力于普遍性的知识的传播，包括不同种族和国籍的学生；这个团体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封建主和教会对教育领导权的垄断，获得了某些"特许权"，在教会和国家之外享有较大的决定和管理内部事务的自治权；团体的每个成员都享有学术自由权，共同切磋学问，鼓励一切有利于学识的讨论，不存在任何禁区；作为独立研究学问的机构，通过知识积累和在此基础上的社会批评职能，为社会提供一种间接的社会服务。 尽管中世纪大学的尚无法完全摆脱宗教神权和封建制度的束缚，但中世纪大学确立了现代大学制度的基本架构，萌发并形成了自己的办学理念和精神特质，它所专注的人文精神传统，非功利的社会适应性、以及道德人格和批判精神凝聚成为大学精神的内核，使大学的生命之树生根发芽，也使得"大学的建制是中世纪教育制度绽放出的最绚烂的花朵。"
　　自由和科学精神。思想自由和探究真理是中世纪大学的鲜明特色。经院哲学是为中世纪大学的形成提供了学理准备，经院哲学强调哲学的理性认识，特别是"唯名论"者和"唯实论"者之间进行的持久激烈的批判和争鸣，使思辨哲学成为捍卫信仰的重要武器，人们对理性原则的重视不仅得到提升，理性的权威也大大增强。思辨哲学的发展，直接导致了对绝对信仰的权威性的置疑，人的思想也必然从盲目崇拜转向怀疑、研究和认识的领域。阿伯拉尔说："怀疑是研究的道路，通向智慧的第一把钥匙称之为提问、勤奋和永不放弃。……由于怀疑，我们就会验证，由于验证，我们就获得真理。" 受经院哲学的影响，中世纪大学特别注重对理性思维的训练，这种训练通过授课和辩论两个教学环节来实现，特别是辩论，包括课堂上开展的"问题辩论"和公共场所举行的"自由辩论"，无论何种形式的辩论，都要经过反复的发问与回答、论证与反驳的过程，最后推导出最初论点是否成立的结论，辩论式教学成为大学理性思维训练的重要手段。
　　经院哲学的发展推动了唯物主义和理性原则，科学思想开始影响和渗透到中世纪大学的课程体系中，神学在大学中的地位开始衰落，法学、医学和文学开始融入大学的课程体系，大学日益显示出与社会实际和需求更为接近的世俗的性质。在一些不为教会直接控制的大学中，这种世俗色彩更为强烈。 随着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代科学思想家的著作进入大学课堂，中世纪的大学从13世纪开始，完全投入新的哲学和科学知识的怀抱，大学课程大幅增加……逻辑学、物理学、宇宙学和数学基础，已成为课程的主要内容"，"很明显，中世纪高等教育基本上以逻辑和科学的科目为主，逻辑和科学作为文科学生高等教育的基础是空前绝后的"。 新的教学方式和课程体系培养了学生敏锐的思考能力和批判精神，塑造了逻辑推理的思维习惯和思想的准确性，以及怀疑权威的勇气和自由表达思想的风气。
　　独立和批判精神。中世纪大学形成了独立和批判的传统。中世纪大学的独立首先体现在学术独立方面。从1215年巴黎大学条例可以看出，当时已经实行了学位制度，只有参加规定的考试，修完规定的课程成绩合格之后，才可以获得相应的学位，博士学位的获得则需要有很严格的答辩程序和授职仪式。只有拥有硕士学位以上的人才有资格在大学任职，只有最终拥有博士学位的人才能有资格进入教授会。学位制度的设立保证了教授职位的专业化，决定了教授在教学与学术中的权威地位，由于它实际上支配者学科领域的工作，成为高等教育系统中权威的基石，大学教授的权威成为大学独立精神的保证。中世纪的大学独立精神还表现在大学教授拥有参政权，有享有参与大学和国家行政管理的权利。大学通过自身的斗争，以及利用宗教和王权之间的矛盾来获得更多的自治权利，并形成了大学独立的精神传统。在传统寺院学校的影响下，大学成为与社会保持一定距离的、不直接介入政治和社会活动的学术团体，也因此以独立的身份享有一定的社会批评权利。大学成员为此不承担公民义务、不纳税，以确保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学术研究中。
　　开放和创新精神。平等和开放意识是中世纪大学的重要特点。中世纪大学是在基督教教育世俗化的进程中发展起来的，隐修院和主教学校逐渐世俗化成为大学的雏形。因而教育本身也渗透了神学的性质。 基督教不仅为大学的发端提供了客观物质基础，其教义所强调的平等观念和开放意识，还为大学发展提供了最初的精神内核，并逐步成为大学精神的重要特征。因此，在平等观念的影响下，与以往作为地区性教育机构的教会学校不同，中世纪大学以传播知识、研究学问为目的，并以西方各国通用的拉丁语作为教学语言，所以可以不分国别、地域、民族和种族招收学生和聘任教师，从而具有跨越地区和种族的学术团体的地位。 当时的大学都是国际性的……它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也不承诺担负促进国家的责任。 这使得中世纪大学在形成之初就形成了平等和开放性的特点，并对活跃当时的思想文化，发展科学知识，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具有深远的影响。平等和开放观念使中世纪大学的学生和教师来源十分广泛，价值观念多样，大学成为各种学术观点和思想观念交汇的基地。大学的自由和科学精神所带来的学术自由、兼容并蓄的传统，成为孕育创新良好土壤和牵引变革的重要力量。大学的独立和批判精神使大学保持了自治的传统，内部管理遵循了以学术水准为主的公开、公正的标准和程序，同时较少受到社会外力的干预或影响，对思想创新起到积极的鼓励和保护作用。受上述诸因素的影响，创新精神成为中世纪大学精神重要的特质，并作为大学重要的社会功能延续至今。
　　综上所述，中世纪的大学有自身独立与明确的目标，并通过内在的大学制度确保了其目标的实现。正如19世纪英国神学家、教育家纽曼所说，中世纪大学教育的目的是"训练社会的良好成员"，"大学是为了达到伟大而又平凡目的的伟大而又平凡的手段，它旨在提高社会的思想格调，提高公众的智力修养，纯洁国民的情趣，为大众的热情提供真正的原则，为大众的志向提供确定的目标，扩展时代思想的内容，并使这种思想处于清醒的状态，推进政治权利的运用以及个人之间的交往文雅化。"中世纪大学专注人文精神的传统，非功利的社会适应性、以及道德人格和批判精神成为大学精神的内核。 纽曼的表述，清晰地阐释了中世纪时期大学精神的内涵。

　　三 近代大学的转型和大学精神的嬗变
　　近代大学形成于17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文艺复兴运动和宗教改革运动、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为西方近代大学兴盛并成为体系提供了充分条件和制度保障。
　　文艺复兴运动和宗教改革作为人类历史上伟大的变革运动，对人文主义和科学知识的发展都影响深远，使得人类关于社会、自然和关于人的自身的知识和学科都得到了空前的新生，为最终信仰和理性间的分离创造了条件。它进一步削弱了教育专制的社会基础，并为新兴的资产阶级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并深刻地影响了整个近代文化形态的形成。工业革命的兴起和完成则使得人们获得更充分的从业机会和闲暇时间，人们获得教育的机会大大增强。工业革命还加速了知识分化的进程，极大激发了人类关于科学知识教育的强大需求，自然科学教育在传统大学中站住了脚，并在新建的大学中得到迅速推广，这是欧洲传统的大学教育观念在近代的一次巨大转折。 随着18世纪末法国和美国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完成，个人的政治平等和追求政治自由成为公民的权利，宗教对社会的影响力逐渐减弱，科学的社会地位和影响逐渐上升，科学知识精英开始成为社会的主导。顺应上述历史变化，近代大学步入转型时期，大学的精神也随之发生嬗变。
1910年，德国教育家洪堡按照新的人文主义精神创办了柏林大学，对原有的大学在模式和内涵上进行了改革，近代大学转型的序幕由此拉开。柏林大学把培养学者和学术研究看成自身的目的，确立了大学发展科学的职能，积极提倡"教学和科学研究相结合"，"大学自治与学术自由"的原则。柏林大学将学术自由放在首要的位置上，强调教授"教"的自由和学生"学"的自由，倡导在宽松、自由的氛围中发挥人的智慧和能力，个性的自由发展成为教育的最高的目标。教授的任务是双重的，在承担着传授知识的同时，还担负发现科学新规律和创建理论等"生产知识"的责任；学生的任务也是双重的，不仅要接受最好的科学教育，而且要注重培养出独立的思想和个性。 为了保证大学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洪堡在强化国家对大学管理，强调大学公立性质的同时，又给予大学极大的自主权以加强大学的独立性，国家尽可能少地减少对大学的干预，把外界对大学的干扰限制在最小的限度，使教学科研人员不受干扰专注于学术工作。在柏林大学新理念的影响下，大学的功能也从中世纪单纯的教化功能拓展出发展科学的新职能。德国大学的改革为19世纪后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指出了新方向。以英国为代表对原有的高等教育体系进行了改造，实施了"新大学运动"。在传统的大学之外建立了专门实施科学教育的新大学和学院，这些大学开始以市场为驱动，具有收费低、入学要求低、排斥宗教教育，不注重知识整体性等特征，这种新的办学模式对注重理性培养和性格养成的传统大学理念提出了新的挑战。
　　19世纪末20世纪初，密切关注社会现实生活，以服务社会为宗旨的大学理念在美国提出。美国教育家杜威认为，教育不应该有自己独立的终极目标，主张教育的目的体现在教育的过程中，并通过近期目标的实现去完成教育的使命。在上述"求实精神"的影响下，美国总统1862年签署了《莫里尔法案》，各州从联邦政府手中获得增地作为资助用于兴办教育，即美国历史上的"赠地学院运动"。到1922年，美国新建和改建了赠地学院69所。在赠地学院运动中，康乃尔大学提出了大学向所有人开放，向所有领域开放的办学思想，威斯康星大学则明确把服务社会作为大学的重要职能。赠地学院的建立给美国高等教育带来一场革命，大学从此与社会之间建立起了更为紧密的联系，开始了与社会各领域的全面合作，社会服务发展成为大学的新职能。
　　总之，近代大学在组织结构和管理机制方面发生了很大的改变，由学者的行会转化为由国家主办、资助和依法管理的社会机构，许多国家的教师由自由讲学的学者变成国家公务人员，学校由远离社会的"象牙塔"转变成为教学与科研结合、直接或间接为社会服务的场所。同时，近代大学的"国际性"的色彩大大减弱，主张为本国服务，为地区服务的政治本位和工具论的价值观念日益盛行。 在此思想的影响下，近代大学在教育与职业之间建立了直接的联系，将技术引入了教育的内容，确立了教育所能达到的功利性和实用性的目的。大学的功利化和实用性倾向，对大学精神的冲击和影响是十分巨大的。对此，以赫钦斯为代表的教育学家进行了反思和批评："美国未能籍职业达成教育的目标，反而职业成为教育的目标。""大学教育的目的是人格，不是人力，它是一种通才教育，令人能应付任何可能发生的事情；它在任何情境之下都有价值。"他们坚持将重基础和重博识作为大学的精神的重要内容，反对将普通类课程经常变动或按照职业化的要求设计， 以确保大学培养专门人才的根本任务的实现。

　　四 当代大学的改革与大学精神的演进
　　当代大学精神的变迁与时代的发展密切相关。20世纪70年代以后，现代技术飞速进步使人类社会生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人们在享受科技进步带来的美好生活的同时，人们也开始重新考虑现代科学的弊端，开始从人类发展的全球视野考虑人的状况，提出对科学，特别是科学主义的重新认识，形成了人文主义的国际化思潮，对于人的主体意识的关注，重新成为包括教育领域在内的诸多领域共同关注的问题。对人的发展水平和生活质量更多的追求改变了人们的教育价值取向，以学生智力发展为中心的教育模式受到冲击，人们关心受教育者身心的健康、和谐发展，努力实现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内在的统一融合。 人文精神的回归成为当代大学精神演进的新趋势，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从社会角色理论对人在教育过程中地位进行反思，认为人是教育的对象，更是教育的出发点。以苏联、日本为代表的集权式教育特点鲜明的国家，开始积极倡导教育中的人文主义，并按照人道主义的思想进行了教育改革。一些著名教育学者呼吁："教育要少一点服务于提高人类的生产率，多一点服务于提高人类的生活质量，帮助学生避免阶级与社会结构造成的非人性化与僵硬化。"
　　二是对教育在人的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和价值进行反思。认为传统的将"个人本位"和"社会本位"对立教育价值观，忽视了人的内在潜能的整体一致性，从而削弱了人的发展的可能性，使人的完整性被分化，变得更加被动和机械。为此，教育专家提出，教育要从"为少数人的发展"拓展到"为所有人的发展"。 要从重视思维、知识、技能的训练，拓展到重视思想、价值观、人格整个精神领域的全面发展。
　　三是对教育的终极目标的反思，认为教育应该将人格完善作为自己独立追求的终极目标。一些教育家认为，20世纪教育功利化的倾向日趋加强，国家对教育过度干预，导致了教育发展只为社会服务而排斥对人性的拓展，只顾社会整体利益而忽视个体权利的状况。以直接切近社会服务为目标的教育方式，往往导致学生成为"技术动物"，反映出知识传授和训练与人格教养和完善之间的失衡，也造成大学在缺乏文化底蕴和理想支撑的空间中发展的现实。1984年，美国教育界发表了《挽救我们的精神遗产-高等教育人文学科报告书》，对大学中日渐衰微的人文教育的提出了警示，指出人文学科传承着那些具有人类永恒价值的文明成果，大学必须加强人文素质培养，改革现有的课程体系，突出人文科学的中心地位和重要作用。在信仰科学、尊重科学的同时，使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和谐发展。
　　在上述思潮的影响下，针对未来社会对劳动者的综合能力提出的要求，美国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至今进行了历史上的第四次教育改革。经过此次改革，目前美国的教育理念形成了脑的教育、手的教育、脚的教育和心的教育四种办学思想平行发展的综合模式。脑的教育是古典人文教育的延续，强调教育的目标不仅是学习文化，还要培养具有适应社会发展要求的社会观念和思想的人；手的教育是行为主义的办学理念的继承，注重教育要赋予学生谋生技能，加强技能和技巧的训练；脚的教育是渐进式的经验式的办学理念，强调以经验学习为基础，将培养学生独立自主解决问题的能力作为教育的目的和重点；心的教育是人本主义的办学理念，强调个性发展的学习动机和自律要求，使学生在自我发展中达到自我满足。在上述四类办学理念中，脚和手的教育在美国高等教育中占主导地位，脑和心的教育又形成美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新走向。
人文主义在当代大学精神中的"回归"的现实，不仅仅是对中世纪大学人文精神和教育理念的继承，它更多地体现了科学技术快速发展的时代，人类对自身发展目标和价值追求的重新认识。因此，人文主义在当代大学精神中的"回归"不是简单的历史循环，而是对教育价值和教育规律认识的螺旋式上升。

　　五 大学精神的历史演进对大学改革的启示
　　当前，中国高等教育正处在快速发展的历史新时期，高等教育的改革方兴未艾。大学改革在取得瞩目成绩的同时，也引发了社会各界对大学改革的广泛关注和教育界的热烈探讨，其中关键的问题有两个：一是如何构建中国的大学之道，二是中国如何能建成世界一流的大学。要对上述两个问题做出满意的回答，就必须首先对大学的精神本质有深刻的理解和把握。回顾大学精神的历史演进，可以为中国大学的改革提供有益启示。
　　首先，大学改革必须以大学精神的构建为基点。大学精神代表大学传统的积淀，是促进大学发展的重要力量。大学之大，不在其规模和声明之大，而在于大学的目标伟大和理想崇高。因此，明确大学精神的丰富内涵，构建大学精神的内在品质是大学改革的首要问题。高等院校在拓展办学规模、提升办学层次、延伸社会服务职能的同时，决不能放弃大学的人文精神的根基，要秉持大学自由、独立、批判和创新的精神传统，使大学首先要肩负好公民、科学和自由教育的根本使命。
　　其次，独立精神是大学创新源泉的动力和保证。大学精神的演进历史表明，近代以来许多新思想之所以源于大学，主要和大学所坚持的独立精神，以及大学独立所带来的保护新思想的传统密切相关。大学在学术、经济和政治上具有独立的地位，是造就大学自由、独立和科学精神，产生新思想观念和新学术观点的关键。因此，大学要更好地成为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的先导，就其自身而言，需要进一步确立学术的权威地位，强化以学术水准为主的公开、公正的标准和程序来确保学术独立。同时，要进一步减少政府、企业等社会外力的干预或影响，力求保持自治的传统和自由的氛围。
　　第三，教师群体的认同感是培育大学精神的关键。教师是大学精神的承载者，也是大学精神的倡导者和培育者。关于教师在大学精神培养中的地位，梅贻琦先生说："凡一校精神之所在，不仅仅在建筑设备之增加，而实在教授之得人。"因为大学精神须有教师"为之启发，为之指引"。 著名教育家阿什比也认为，"大学的前途，就其传统与革新的职能而言，应多取决于成千上万个别教师的价值观，而少取决于大学的理事或校长。" 由于大学精神只有在产生群体认同感的基础上，才会起到积极的建设性作用，因此，要提高师资队伍水平，仅仅采取机械化的管理机制和刚性化的绩效评估体系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关注大学精神对教师在价值观念、思想状态和行为方式上的影响。
　　最后，大学精神的培育需要良好的制度保证。大学精神和大学制度是构成大学最基本的要素，两者不可或缺，大学精神是灵魂，而大学制度是体魄，也是大学精神是生长和传承的载体。 大学的内部管理，必须坚持以教师为主体，确立以"以教师为本"治校原则。管理制度必须民主化，要通过教授委员会和各级学术委员会，以及以优秀学术人员为主体的各项事务的专门委员会，扩大教师和学生参与学校管理程度，确保教师在大学管理中的主体地位和中心作用，保证民主程序的公正，由此才能保持大学学术和教学的自由传统，培养教师独立的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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