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秋，内蒙古大学正式建校。由于这是国家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建立的第一所综合性大学，所以校领导配备的规格之高，为当时全国高等学校所仅见。乌兰夫校长由周总理亲自签署任命。当时乌兰夫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内蒙古自治区政协主席。他在建校典礼上明确提出了内蒙古大学的双重任务，即一方面要与其他高等学校一样，贯彻执行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教育方针；另一方面必须明确突出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要担负起繁荣和发展蒙古民族的文化和培养本民族的知识分子，并进行科学技术研究的任务。这样在建校第一时间即明确规定学校的建校和办学方向，为内蒙古大学的建设和发展起到了指南针和压舱石作用。

乌兰夫同志首先是一位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1947年5月1日，在他的领导下，建立了我国第一个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省级民族区域自治政府。革命胜利后，随着工、农、牧业及其他经济建设事业的发展，他十分重视大力培养新中国及自治区建设人才和加强科学研究工作，因此，1956年他亲自挂帅，筹建综合性的内蒙古大学，并请中央从北大、南开、复旦等十多所全国著名高校派调教师。1957年10月7日，内蒙古大学正式开学，14日举行了建校典礼。他在建校典礼上充分论述了内蒙古大学建校的重要意义：“内蒙古大学的诞生，是内蒙古全区各族人民及全校师生值得庆祝的一件大事，是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胜利的具体表现，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帮助内蒙古自治区发展经济文化事业的重大措施。”乌兰夫同志身担国家和自治区的诸多要职，公务十分繁忙，但他对内大的建设和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和精力，对教师的进步和学生的成长十分关心，除了多次参加开学典礼，还委派自治区党委候补书记、宣传部长胡昭衡同志经常到校指导工作，帮助解决困难和问题。乌兰夫同志对内蒙古大学寄予深情厚望，在开学典礼上竟然由衷地喊出“内蒙古大学万岁！”的响亮口号。

校党委书记、副校长郭以青是在乌兰夫校长之下全校日常领导工作的当家人。他原任自治区教育厅副厅长兼内蒙古师范学院院长，筹建内大后任筹委会办公室主任，是《关于筹建内蒙古大学的意见》的起草人。他政治思想强，政策水平高，统筹党政，协调各方，在干部、教师和广大学生中享有很高威信。他作风朴实，工作务实，创业求实，做人踏实，时时处处以一名老共产党员身份克己奉公，率先垂范。他和党委一班人及校领导团结奋斗，在建校初期就带出了一个好的校风。

记得1960年冬，学校农场的一批生猪，因饲料严重缺乏而无法继续饲养，无奈之下无偿分给部分校、系领导分养。郭书记出差回来，看到自家院里拴着一头小猪，感觉很是奇怪，当即向夫人王蕴芝问明缘由，此事令他彻夜难眠。第二天他主持召开党委扩大会议，会议认为校、系领导无权搞特殊化，决定将生猪全部退回农场。后来，他还在全校师生大会上对此事做了检讨。至今我还记得当时在师生大会上用他清亮的河南腔一字一板地说：“处在国家的经济困难时期，我们居然不能和大家同甘共苦。这是什么党委？是共产党吗？变啦！要深思啊！”

1962年暑假，郭书记接到一位蒙语专业同学的申诉信，反映他因受到诬陷而被学校开除学籍。郭书记找来“布告”阅后感到很诧异，一名学生竟然主要以“破坏人民公社与学校的关系”罪名被开除学籍，实在令人费解。他及时委派党委秘书和总务科白科长（蒙古族）一同赴武川县进行调查。调查结果让郭书记大为吃惊。原来学校农场负责人与当地人民公社生产队长串通私分农场财产，被在农场劳动的蒙语专业某同学知情后表示不满，他们怕丑行败露，就想方设法除掉这位同学。由于在农场下放劳动的马列主义教研室的高姓老师也从中得到好处，由其主导罗织某同学几大错误向主管校领导和学生处做了反映。学生处未做任何了解和调查，完全听信一面之词，经校领导签字同意后，给予蒙语专业某同学开除学籍处分。真相大白后，郭书记找来学生处傅处长给予严厉批评：“你们是官僚主义害死人！国家培养一个大学生要用多少人财物力，家庭培养一个大学生有多么不容易。你们没有做任何调查，听任干坏事的人沆瀣一气，险些断送一名蒙古族学生的一生前途，这简直是草菅人命！”他停顿片刻，然后满怀深情地说：“我们都是做青年学生工作的。青年学生在成长时期难免发生缺点和错误。处理的时候不能一棍子打死，要像‘亲娘打孩子’，吆喝得重一点，下手轻一点，不是处理得越重越好，能保护的要尽量保护，能挽救的要尽量挽救，无论如何不能把他们推到对立面去。”

于北辰副校长抗战初期入四川大学学习教育学、历史学。1940年赴延安，新中国成立后在共青团中央工作，1955年担任高等教育部综合大学司副司长。1957年参与内蒙古大学筹建工作，并主动请缨担任内大主管教学、科研工作的副校长，“文革”后1978年任内大校长，是内蒙古大学的创始人之一，他曾深情又自豪地说：“内大的发展建设是我看着过来的。”

于校长个子不高，乡音浓重，是位典型的四川汉子形象。平时爱穿西装，但他穿衣很随便，不但不系领带，而且不系外衣扣子，脚上穿的又是一双北京布鞋，倒是让人感觉有点不伦不类的感觉。他性情豪爽，快言快语，举手投足尽显学者风范。由于在延安、北京长期做青年工作，他热爱青年、热爱学生的性情深植于骨髓之内，流淌在血液之中。当年学校非常重视思想政治工作，每月都安排学校领导做形势、任务报告，他和郭书记是做报告最多的校领导。只要是于校长做报告，师生们谁也不愿错过，礼堂（兼食堂）内经常挤坐得水泄不通。人们全神贯注地眼盯着台上，生怕漏掉他的每一句话，每一个手势，每一个表情。当时正是物资极端匮乏的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于校长每次做报告，无异于一道道精神盛宴，在释疑解惑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鼓舞了师生们战胜困难的勇气和信心。

于校长不坐办公室是出了名的。他坚定地认为，学校领导人和师生员工亲密接触，倾听民意，对形成治校方略很有帮助。所以，他经常在校园里、学生宿舍和各系、各单位随时走动，不拘形式地和师生员工谈话、讨论甚至争论，就是春节时，他也经常深入到老师、同学中去看望和慰问。当他得知化学系李天赐同学不太安心本专业学习，但其对天文历法有所心得并获得某种研究成果，本着爱惜人才、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他亲自给中国科学院郭沫若院长写信，介绍该生的研究成果，推荐其转学深造。后经郭沫若院长协调，该同学转至南京大学天文系学习，毕业后在紫金山天文台发挥所长，成果颇丰。1978年我与天赐同学一同借调北京工作，他还念念不忘于校长对其慧眼提携之恩。

2007为内蒙古大学建校50周年，时年93岁高龄的内大建校元勋于北辰副校长（后任校长），亲笔著作2000余字的纪念文章《我为内蒙古大学建校50周年喝彩》。他接受校庆办人员采访时，如数家珍般地赞扬内大的优秀学子：中国工程院副院长、原内大校长旭日干，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校长张杰，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主席（后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杨晶等；并深情期望如果天假以年，在他期颐之年时再来内大参加60周年校庆。如今老人家已驾鹤西去，他的宏愿虽最终未能实现，但他的赤子之心，却永远地留在他魂牵梦萦的内蒙古大学。

李继侗副校长是著名生物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常委，是我国植物生态学先驱和草原生态学开创者。他一生艰苦奋斗，为祖国科学教育事业的发展，为生物学、生态学研究的进步，为科学人才的培养，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受其直接教诲的学生中已有六位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1957年，已届花甲之年的李继侗先生，积极响应党和国家召唤，愉快地接受了周总理签署的内蒙古大学副校长任命书，积极投入内大的筹建工作。不料当年9月他突患中风，经北京协和医院紧急治疗和休养，半年后病情有所好转，他抱病执意要离京赴内蒙古工作。到校后，他虽行动不便，但仍然十分关注学校的教学和学科建设等工作。他在家中设置办公室，经常和有关同志商谈工作，提出处理意见，特别是对学科的发展方向和师资队伍的建设，更是精心考虑和谋划。

李先生还兼任内蒙古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他曾向乌兰夫同志提出：“大兴安岭森林不能无节制地采伐；要采用择伐方式，不应实行剃光头式的皆伐；还必须坚持采伐与更新相结合的原则，否则森林就会衰退甚至枯竭，就会丧失涵养水源的功能，嫩江流域就可能遭殃。”这些真知灼见，作为在小兴安岭长期工作的我来说，确有振聋发聩之感，联想几十年来大、小兴安岭由于长期过度采伐致使森林资源几近枯竭的惨痛教训，深感科学规律与大师韬略的弥足珍贵。

从1957年到1961年，李继侗先生在内大抱病工作四年多，他与其他几位校长密切配合，对学校的师资培养、重点学科的建设及学校的长远发展，贡献了自己的智慧和力量。不幸的是，正当内蒙古大学在祖国北疆的广袤大地上茁壮成长之际，李先生因积病在身，心力衰竭，于1961年12月在呼和浩特逝世。学校的全体师生和内蒙古各界人士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到内蒙古图书馆大厅灵堂与李先生遗体告别，共同缅怀先生从筚路蓝缕到功成名就的光辉人生。

作者简介

萧振泉，1940年生于内蒙古赤峰市，1964年毕业于内蒙古大学历史系。长期在黑龙江省伊春市工作。退休后定居云南省昆明市。晚年仍关心母校发展，2007年母校50年校庆之际，以两篇诗文载入《珠光湖韵》（续集）；2014年，毕业50年重返母校，作《半个世纪不变的母校情愫》刊于内蒙古大学网站；2017年欣逢母校60年校庆专作此文，并将自著《红山红杉红土》奉赠母校图书馆。

（节选自《珠光湖韵》第二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