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61年从上海来内蒙古大学任教的，毕业于复旦大学化学系，那时正是内大建校初期。内大是1957年由国务院批准的，内蒙古自治区创建的第一所综合性大学。国务院副总理乌兰夫同志被任命为内蒙古大学首任校长。作为内蒙古自治区的第一书记，乌兰夫同志已经发起组建了内蒙古师范学院、内蒙古农牧学院、内蒙古医学院，可见乌兰夫同志对教育的重视。他又发起创建内蒙古大学是因为他感到在内蒙古的教育事业中还应该有一所水平更高的综合性大学，以适应今后内蒙古的经济发展。

我是学化学的，对政治、历史均是门外汉，对乌兰夫同志革命的一生也缺乏深入了解，因此本没有资格来讲述乌兰夫同志的事迹和成就，本文只是在内蒙古大学60周年校庆之际，就我50多年在内大工作中的一些感受，尤其是对乌兰夫校长的深切缅怀，时时撞击着我的心头，几次提笔，又几次放下，有时竟不能自控地流下泪来，因此本文只是我自己心情的一种释放，不能作为一种有价值的资料。

一、烤全羊

有很多同志比我来得早，有1956年来的，有1957年建校来的，好像1957、1958年来的人员最多。早来的同志总是津津乐道地给我讲乌兰夫校长为庆祝内蒙古大学正式建校，在新城宾馆宴请远道而来的全体老师。在宴会上摆出一道“烤全羊”，每桌上还有一位领导同志陪同，气氛十分热烈、隆重。

乌兰夫同志深深知道，要办好一所大学，师资队伍的质量是关键因素，因此他从国内名校中选人，即使是新毕业的学生，也要选全国各地名校的毕业生，有的已是所在学校的老师，比如化学系的师树简、关祖京，物理系的郑愈，数学系的陈杰、刘世泽，尤其是生物系李继桐院士和他的学生们，其中李博老师在内大工作后也评上了院士。

年轻教师中北大毕业生占了70%—80%，其次是复旦大学的毕业生和吉林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的本科生或硕士生。也有个别清华大学的毕业生，因清华是理工科大学，因此聘得少一点。总的来看当时的师资队伍比较整齐，颇有生气。这是乌兰夫作为校长精心决策的结果，为内大今后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当时这些学校来的教师和本科生或硕士生，他们在五年或更多年的求学过程中已经历了“肃反”“反右派”的“洗礼”和“思想改造”的“艰难过程”，思想上产生一种“自卑”，情绪比较低落。大概1957年吧，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市长等领导同志在广州为广大知识分子“脱帽”，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帽以激励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后来没有形成正式文件，因此效果不是很好。来到内蒙古的知识分子受到党和政府的热情接待。乌兰夫校长的“烤全羊”不仅是美味，虽然当时大家肚子里油水不多，吃烤全羊确实“正当时”！但更重要的是一种“温暖”！这一份温暖自然和乌兰夫校长和内蒙古党政领导联系在一起。我虽然没赶上“烤全羊”，可是经同志们一说，我同样感受到了乌兰夫校长代表党和政府给予我的温暖，对建设内蒙古大学有了更多的热情和信心。

二、谁也离不开谁

乌兰夫作为内大校长，每学期开学总要到学校的大礼堂（兼大饭厅）做开学演讲。他带着浓重的土左旗口音，一讲就是两个小时，谆谆的嘱咐，好像有说不完的话，讲得最多的就是“民族团结”。我第一次听到了“蒙古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汉族离不开蒙古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说法。他详细介绍内蒙古地区的民族情况，他说，在内蒙古汉族是多数，但从历史上看蒙古族是主体民族，各有各的优势，因此汉族和蒙古族及其他少数民族谁也离不开谁。有时他也会讲一些历史知识，如成吉思汗是如何重视有手工艺的工匠的，“那是不分民族”的，即使被俘人员，“工匠是不准杀害的”。我作为外来的一名汉族教师很自然地接受了这样一种“民族教育”。在我以后50多年的工作生涯中，我的邻居中蒙古族是多数，我和我的家人和他们相处十分融洽，他们教我几句蒙古语，我也说给他们听几句浙江土话。我认为内蒙古是我国民族关系最好的省级自治区，这与乌兰夫同志正确贯彻党中央的民族政策是密不可分的。我深感内蒙古的民族团结政策落实确实来之不易。因此，内蒙古获得过“模范自治区”的美誉。

三、牧区的“三不两利”

刚解放不久的内蒙古十分贫困，落后，尤其是广大牧区地广人稀，牲畜头数也不多。所以乌兰夫对牧区土改提出“三不两利”的政策，即“不斗、不分、不划阶级，牧工牧主两利”，对牧主不分其财产，对广大牧工给予政治上应有的地位，与牧主订立“合同”改善牧工待遇，和牧主共同发展生产。以利民族团结，包括民族内部的团结和民族之间（如蒙古族和汉族）的团结，促进畜牧业发展。乌兰夫说：“千条万条，增加牲畜是第一条。”这是根据内蒙古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制定的政策。对民族上层和宗教界实行“稳、长、宽”的方针，逐步加以改造，不要操之过急。也是为了巩固政权，保证国家的统一和边疆的稳定。

对内蒙古农业区的土改方针则完全按全国土改方案进行，而且也有符合实际情况的一些做法。我在1965到1966年去了土左旗潮忽闹大队第五小队搞“四清”，本来那里五队的生产搞得很好，是全自治区的模范队，队长郭根是自治区的劳动模范。“四清”时搞极“左”，非要把郭根拉下马，因为郭根的成分是上中农，当时只允许贫下中农当干部。当时土改时郭根自己辛勤的劳动和广泛的农业知识赢得了本队农民的信任，当上小队长很正常，上中农也是人民，为什么不能当小队长？显然“四清”搞错了，而当年的土改搞对了。后来“四清”工作组换掉了郭根，由一个贫农当了小队长，这个新的小队长自身劳动力不强，在生产劳动中起不了带头作用，以致农业生产率反而下降。可见“从实际出发”是多么重要。

四、房前屋后

我记得乌兰夫同志在讲到“割资本主义尾巴”时说过，自留地要取消，土地集体所有，集体劳动，记工分。但是农民家自己房屋的房前屋后小片地不要荒废掉，可以种一点。等我搞“四清”去农民家的“房前屋后”一看，比南方农村的“房前屋后”要大好多倍！农民说这是“烂（滥）沙地，人来人往践踏，不能用”，现在乌兰夫同志告诉大家要用起来，这些近在身边的土地，只要起早贪黑去工作，也可勉强度日了。乌兰夫老家就在土左旗的塔布赛村，他是很清楚的。这句话的结果使内蒙古在三年困难时期没有饿死一个人，这是何等的成绩，何等博大的爱心！

我们在内大的教职员虽然也饿肚子，但我们知道学校已经尽力了。我们吃过糖菜渣、黄羊肉、马肉、骆驼肉。黄羊是学校组织骑着摩托到草地去打的，还牺牲了一个人，后情况好一点就停止了。在全国困难时期，作为内蒙古人是幸运的，作为内大人更是温暖的，虽然有一些人得了“浮肿病”，一些这个时间出生的孩子受到了一些影响，但总体来讲还是可圈可点的。这是内大领导们的关怀，其中有乌兰夫校长一份责任心。

五、3000多名幼童

困难时期，在上海的孤儿院的幼童也已吃不到牛奶和奶粉了。党中央要求有条件的省和自治区支援。乌兰夫即请求党中央、国务院把3000多名饥饿的小生命送到内蒙古来抚养，因为乌兰夫知道内蒙古的牧区是安定团结的，生产发展也是好的，有能力来抚养这批小生命，当然乌兰夫知道蒙古族人口不多，是喜欢儿童的。这一请求立即得到了党和政府的支持，因此这3000多名幼童来到了内蒙古大草原。我有幸结识了其中一位，她叫任景平，是我打乒乓球的球友，最近就在我们内大文体馆打球。讲起她的往事她眼里含着泪水。她说她大概两岁半时就成了3000多幼童中的一员，1960年5月末来到了内蒙古，她的养父母均在呼和浩特市防疫站工作。她听她养父母说当时他们的经济条件很好，父亲月工资90多元，母亲56元，他们膝下无子女，因此符合申请领养子女的条件。呼市第五幼儿院，即原来的呼市保育院是上海幼儿的集散地，就同意了他们的申请。小任说：“我到了养父母家中，家里百般呵护，就是舅父舅母也把她当作家里真正的成员。”小任又说：“我从小到大一直没有外人的感觉！直到养父母去世之前才告诉小任她‘不是己出’。”小任说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我已是这个家里一个成员，你们把全部的爱给了我，是乌兰夫同志把我接到了这个家，我太幸运了！

六、“文革”时期

1964年夏天，“文化大革命”的序幕逐渐拉开了。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到内蒙古以检查工作为名，狠批了乌兰夫，当时乌兰夫是华北局第二书记，主要批乌兰夫的“民族分裂”和“不抓阶级斗争”、搞“修正主义”等问题，并要乌兰夫到北京。1966年5月华北局召开工作会议，这就是有名的“前门饭店”会议。给乌兰夫戴上了“民族分裂主义”和“修正主义”两顶大帽子，并撤销了他的所有职务。此前，在乌兰夫校长缺席的情况下，内大在1964年也搞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挖出了一个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布仁赛音，据说已送“监狱”，但大家都不清楚布仁赛音老师到底搞了哪些坏事。后来又挖出一个修正主义分子周建奇。周老师新中国成立前就加入共产党，是历史系的老师，在内大也算一个革命老前辈了，到底他有哪些“修正主义”言论，我们外系人不知道，但出过一本“批判周建奇的修正主义言论集”的书，大多数翻也不去翻一下就丢弃了，现在连找一本都很困难了。据校外的人说：“原来内大还有周建奇这样的大英雄呢！”周老师精通俄语，研究历史，特别是蒙古史。当时“中苏论战”，报纸上说：“苏联人民在修正主义统治下处于水深火热中，连裤子都穿不上”。因为周老师经常听苏联电台广播，他说：“莫斯科人周六、周日还开了小汽车到郊外去露营呢！”于是被批这是赤裸裸的“美化修正主义”。周老师不仅在历史系被批、被斗，走在路上都有孩子向他吐口水、扔石头，受尽了羞辱。“文革”结束后，对周建奇平反，周不回内大，住在杭州，内大还派干部去慰问过，不久病逝。

在1964年的“四清”又叫“社教”运动中，物理系挖出一个“酒吧间”反党集团，化学系挖出一个“新兴力量俱乐部”，数学系的一个“反党集团”只因为出手慢一点没搞成。其中一个老师因有人告密，说他想用刀片杀人而到农村劳改了十几年。化学系一老师因吃不饱收集别人吃剩的土豆皮被说成“有意丑化社会主义”。还有一个老师不满意学校食堂的伙食，建议开设两个食堂被批判为鼓吹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一边乌兰夫校长在北京受批判，另一边在乌兰夫一手创建起来的内蒙古大学教职工同样受批判受折磨。乌兰夫校长遭磨难时，内大师生的日子也确实不好过，后来还把学生也卷了进去。因为不久“挖肃运动”开始，要深挖“内人党”这就涉及学生，主要是蒙古族学生，化学系的杜荣昌同学差一点就不让毕业。“内人党”案指向乌兰夫同志并涉及几千上万人被迫害，主要是蒙古族同志，此案纯系捏造，周恩来总理这样调侃地说：“每家都有一个内人党，一抓就多了么！”就这样轻易地否定了所谓的“内人党”。

如果乌兰夫还在内大主持工作，他能把亲自招募来的老师这样折磨吗？我们稍稍注意一下乌兰夫同志他是不喜“斗争哲学”的，他不参加斗“彭、罗、陆、杨”以及后来的斗彭德怀、刘少奇等人的运动。但对西藏平叛，应中共中央要求，乌兰夫派骑兵参战，对平定达赖分裂集团起了重要的作用。这就是他“反党”和“修正主义”的证据，这恰恰说明我们的老校长是有原则的，有爱心的，是党和人民的好领导。乌兰夫校长和内大师生是心连心的！

这次迫害乌兰夫、迫害内大教师后果是严重的，“文革”结束，全国各地需要老师和各类技术人才，他们都眼盯在内大，来内大挖人，而老师们在“四清”“文革”受到了冤屈，要离开没有乌兰夫的内大，于是出现了“内大支援全国”的大潮。一些优秀教师纷纷离开内大，奔向全国各地，有的老师“铁”了心，只要南方学校要，立马就走人，甚至当实验员也行。这对内大是极大的损失。

七、乌兰夫的追悼会

乌兰夫同志因病于1988年12月8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2岁。乌兰夫同志的追悼会我记得是1989年在北京举行的，我在学校听到北京召开乌兰夫校长的追悼会立刻决定自费去北京，住在内蒙古驻北京办事处。追悼会当天，我去了追悼会现场，门口有人站岗。我要进去，站岗人员问我是哪里来的，我说我是内蒙古大学教师，工作人员一挥手就让我进去，里面有很多熟人，其中新民老师是我们学校化学系的老师，他和乌兰夫是同乡，因此来是很正常的。追悼会开始，主持人介绍了乌兰夫同志革命的一生，为内蒙古人民勤劳工作的一生。在当时的情况下，能开这样的追悼会已属不易，有那么多人自发地来参加这个追悼会才是真正表达了人民群众对乌兰夫同志的热爱，我也是第一次参加领导同志的追悼会，我感到作为内蒙古大学一名教师的自豪和光荣。

八、内大在前进

乌兰夫校长走了，大批被乌兰夫请来的教师走了，但内大仍要继续前进！按照乌兰夫校长办学的方针，组织一批政治上可靠、学业上精良的教师是办好一所大学最重要的条件，因此不久，内大以良好的条件招聘了一批博士生，他们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成长为硕导、博导。这批教师已成为内大的主力军，博士生参加工作有一定规律性，一开始凭借他们博士生阶段的工作和指导老师的经验积累，往往工作很出色、见成效快，但一定时候要拿出自己的创造力，仅部分人能继续，另一些人就有点吃力了。因此，引进新人是内大迫切的任务。由于内蒙古的经济发展比不上“京津冀”，比不上“长三角”，比不上“珠三角”和“成渝”地区，招募优秀人才有一定难度，宜采取“不拘一格招人才”，组织上招聘和私人推荐并举，必要时校领导亲自出马与有关人员洽谈。有了批量的优秀教师，内大才能走入一流大学的行列。内大招新生也宜高标准，宁少一点也要好一点，培养出优秀的内大毕业生不仅是社会上的需要，也是内大优秀接班人的需要。内大正在前进，我对内大充满希望。我们虽然老了，但内大的前进仍然是我们的关切，仍是我们的骄傲！

作者简介

沈岳年，男，汉族，1938年出生于浙江省余姚市。1961年复旦大学毕业，同年支边到内蒙古大学化学系任教，教授，2006年退休。

（节选自《珠光湖韵》第二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