娜荷芽及其系列论文2017-03-07    文字:

 

娜荷芽,2006年3月在东京外国语大学获得历史学硕士学位,2012年7月于东京大学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2009年至2012年在日本国武藏大学,和光大学任教。2012年引进至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蒙古历史学系,担任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教学与科研工作,专业研究领域为近代蒙古史、中国近现代史、东北亚地域史研究。

娜荷芽自参加工作以来除了学校的人才引进项目《近代内蒙古人留日史研究》外,自己独立主持了2014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20世纪前半期蒙古族青年留学日本历史研究》(项目编号:14BMZ014)、内蒙古自治区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人文社会科学重点项目《近代内蒙古人留日史研究》(项目编号:NJSZ14019)等三个课题项目。除此之外,作为课题成员先后参加了满全教授承担的2014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蒙古文学学科史:资料整理与体系建构》、刘建辉教授(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主持的日本国际文化研究中心(京都)科研项目《日本关系在外资料调查研究》项目、日本国岛根县立大学东北亚地域研究中心主持推进的大型科研项目“东北亚地域史变迁研究”等,现为中国蒙古史学会会员、日本蒙古学会会员、中国社会文化学会会员(日本)、内陆亚洲史学会会员(日本)。

近年研究重点集中于内蒙古地区近代文化教育史、文化团体及知识分子群体研究方面,通过考察揭示了一些至今尚未进行深入研究的课题,如对伪满洲国政府对内蒙古东部地区文化教育政策研究、近代民族知识分子研究。2016年4月,论文《论伪满洲国时期内蒙古东部地区蒙古人的文化教育活动》获得日本蒙古协会村上正二优秀论文奖;2016年9月系列论文《伪满洲国时期蒙古人的中等教育:以兴安学院为例》获得内蒙古自治区第五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政府奖。

参加本次成果宣传的论文是三篇系列论文,分别是“赛春嘎日本留学时期作品之文本比较研究”,发表于《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蒙古文版,2014年第5期,总175,51-59页);“论1930-1940年代内蒙古东部地区蒙古人的活动”,发表于《日本与蒙古》(2015年第49卷第2号,总130号,108-119页);“蒙民厚生会、蒙民裕生会、蒙民振兴会的设立及其活动”,发表于《昭和女子大学国际文化研究所纪要》(2015年第22号,39-48页)。

上述三篇论文是围绕内蒙古地区民族知识分子在近代所从事的文化、教育、政治等活动,考察民族知识分子及其上述活动在内蒙古地区近代化进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影响问题的系列研究论文。

其中,“赛春嘎日本留学时期作品之文本比较研究”是利用第一手资料,通过1937年-1941年间赛春嘎留日期间发表作品原始文本比较,考察不同历史时期文本所体现的历史背景及其变化问题的论文。内蒙古现代文化史上的卓越代表赛春嘎在日本留学期间曾在《青旗》报、《新蒙古》杂志等刊载各类作品。其后又把诗歌部分分别收录于油印版集《心之伴侣》(1941)、铅印版集《心之伴侣》(1942)中,1999年出版其全集时再次收录上述作品。但由于各种原因,各个文本均出现不同之处。本文通过原始文本与实证分析,考察不同历史时期文本所体现的历史背景及其变化问题。

论文“论1930-1940年代内蒙古东部地区蒙古人的活动”,利用海外馆藏资料考察了内蒙古东部地区民族官僚、民族知识分子及民众的活动,揭示了1930-1940年代的内蒙古东部地区社会状况,论述了这一地区文教变迁史。1930-1940年代,民族官僚、知识分子等在蒙古文化教育工作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如在内蒙古东部地区,博彦满都作为民族官僚,其思想与行动无疑是最为具有代表性的。博彦满都一贯坚持以发展教育、安定民众生活、维护地域安全三原则为其首要政治课题,并一直在追寻解决之道。而卜和克什克既是民族知识分子同时也是民族官僚,他在振兴蒙古文化教育工作方面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卜和克什克在教育工作方面创办了四所学校即蒙文学会附属蒙文日文补习所、蒙文学会附属蒙古人讲习所、开鲁第二国民高等学校、博赫乌顺小学校。在蒙文学会的工作方面其成就也备受瞩目。除了上述民族官僚及知识分子之外,进入1940年代后,蒙古人以教育厚生方面为中心,要求改善对蒙文教政策的呼声高涨,一般民众对于兴办教育的热情也日益上升,开始向蒙旗学校捐款,自费出版书籍等。但“满洲国”政府对蒙文化教育政策的方针却始终是以宣传教化为中心,因此以对蒙教育的重点为整备与扩充初等教育及中等教育为由,否定了蒙古人希望在兴安省内建立大学的要求。

论文“蒙民厚生会、蒙民裕生会、蒙民振兴会的设立及其活动”,通过对“蒙民厚生会”、“蒙民裕生会”、“蒙民振兴会”等文教机构法人化问题及其史实的研究,翔实地考察了伪满时期内蒙古文化教育机构与制度变迁的史实,客观的评价了民族官僚及民族知识分子在内蒙古东部地区近代化进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及其影响问题。特别是该论文在学界首次就蒙民振兴会展开考察,填补了该研究领域的空白。1930年代末,伪满洲国政府开始对蒙文教机构的法人化改组。当时,蒙古人利用本次法人化改革的机会,使财团法人蒙民厚生会等成为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团体,实施理事会评议员制度、自行建立会计制度与准则等,制定了可行性较强的事业计划,并使之持续实施至1945年日本战败为止。财团法人蒙民裕生会、财团法人蒙民振兴会是与蒙民厚生会同一时期设立的,同样是以对蒙文化、教育、厚生工作为其主要工作内容的法人机构。与蒙民厚生会一样,同“满洲国”政府实施殖民统治的初衷相反,上述两会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促进蒙古文化教育发展的作用。当时,上述两会曾有计划地投入资金,开展了针对蒙古人的文教厚生项目。蒙民裕生会主要负责锦州省、热河省,蒙民振兴会则主要负责兴安北省、兴安东省蒙古人文化、教育、厚生工作。增设教育机构是蒙民裕生会工作的主要内容之一,1940年后,在锦州省、热河省陆续出现由蒙民裕生会出资建立的中、小学校。通过蒙民裕生会的工作,锦州省、热河省蒙古人就学率有了一定提高。在蒙民厚生会、蒙民裕生会的影响之下,兴安北省、兴安东省的蒙古人在兴安局参事官楚伦巴特的主导下,以兴安北省与兴安东省在蒙民厚生会、蒙民裕生会事业范围之外为由,提出设立蒙民振兴会的计划。蒙民厚生会、蒙民裕生会、蒙民振兴会的活动当时在兴安四省及锦州省、热河省都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各地纷纷对其进行效仿,组建了一些教育团体,开始出现捐款助学的风气。另一方面,民族官僚、蒙民厚生会、蒙民裕生会、蒙民振兴会等经常在争取改善对蒙政策方面携手合作,在兴安地区显示出较大的存在感。

上述系列论文广泛利用国内外珍贵资料,提出了诸多创新性见解和观点,对从事内蒙古地区文教史研究的学者具有直接的参考价值与社会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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