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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教育的阳光照亮深山--全国优秀教师邹有云先进事迹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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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邹有云


各位领导、老师们、同学们:

  大家好!

  我来自太阳山,江西省永修县一个偏僻的教学点。

  多少年来,我们的山乡闭塞、落后、贫穷,山民们祖祖辈辈缺少文化,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生产队要找个记工分的人都很难。1972年,我从江西共大云山分校毕业,回到家乡,深感要改变山区的面貌,需要靠知识把沉睡的山乡唤醒。1974年初,我成为一名山区小学的民办教师。本来,我可以一直在条件较好的村小工作,但有一件事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使我从村小走向大山深处的教学点。

  一天,我看见一名正在河边洗衣的妇女,紧紧抱着自己的女儿吓唬说:“如果不去上学我就淹死你。”那女孩哭着说:“淹死我,我也不去上学。”原来那女孩刚读一年级,因为上学路途遥远,只去了一次就说什么也不肯去了。

  这件事深深地触动了我。太阳山的孩子们到村小上学,每天要翻过三个山头,山路崎岖陡峭,一个来回就是30多里,别说是年幼的孩子,就是大人也吃不消。一到库区洪水季节,道路被淹没,孩子们就无法上学。有些孩子每天要先坐20分钟竹排,再走十几里的山路,安全更让人担忧。所以,许多适龄儿童上不了学。

  难道太阳山的孩子,只能像他们的祖辈那样,永远被阻隔在大山深处吗?我也是大山的儿子,我应该为父老乡亲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要让山里的孩子都知书达理,让教育的阳光照亮深山。1974年秋,大队同意了我的请求,我离开村小,走进太阳山,办起了教学点,开始了我平凡而又艰苦的大山深处的教学生涯。

  教学点开办之初,只有12名学生。也许是因为贫穷,也许是因为村民的观念问题,有些适龄儿童没有来上学。   有一天,我无意中看到一个女孩,睁着又大又圆的眼睛,偷偷趴在窗外听课。下课后,我找到那个女孩:“你这样喜欢读书,为什么不来学校上学?”我这样一问,她伤心地哭起来,说爸爸妈妈不让她读书。当天夜里,我找到这个女孩子的家里,劝她的父母送孩子上学。可这位父亲说:“嫁出去的女,泼出去的水,不读也罢。再说,家里也困难。”我连忙说:“话可不能这么说,男孩女孩都是宝,关键要把书读好。你就忍心让女儿跟你一样吃尽没有文化的苦头吗?以后就是当农民没有文化也不行。这样吧,如果是钱的问题,我给你垫上,你明天就送女儿来学校吧!”其实,我何尝不知道,这学费一垫出去,收回来有多难。我挨家串户做工作,学生猛增到40余人,做到了该上学的“一个都不能少”。

  孩子们早上出门至傍晚放学回家,这一整天都交给了老师照管。学生上学时衣服被雨水打湿,我就生火帮他们把衣服烤干再上课;遇到下雪,在接送学生的路上,我总是走在前头,当“开路先锋”;遇到库区涨水,我就翻山越岭把孩子接到学校,放了学再把他们安全地送回家里。

  面对一群质朴纯真的山里娃,我倾注了全部心血,帮他们剪指甲、梳头,教他们洗脸、洗手,还不断地告诉他们要讲卫生,爱整洁。就在这天长日久的唠叨中,孩子们的衣服干净了,手上的泥土不见了,回到家里,看到大人的不良生活习惯,也开始做工作了。山里民风强悍,常常是小孩打架大人助阵:“哪个打你,你就打他。”学生高山,是个非常顽皮的孩子,喜欢打架,结果是“小孩争斗不记仇,大人反倒成对头”。我一次次调解,教育学生,也做家长的工作,讲为人处世之道。高山进步了,大人和解了。山民们都说,“还是读书人强,懂得就是多,办法就是灵。”   虽然地处深山,但多年来,我始终坚持开展形式多样的教育活动,每年都举行新队员入队仪式,坚持召开中队主题队会,办好班级墙报,把一个山沟里的教学点办得生动活泼,深受山民的喜爱。   太阳山教学点是那种典型的“一师一校”模式,在山民们的眼里,我既是老师,又是校长;既是管理员,又是炊事员;既是保姆,还是维修工。在村小当老师,我只要教一个年级的课程,而在太阳山却要教四个年级的全部课程,进行复式教学,工作量增加了许多。我的生活像一只座钟,每天的弦都绷得紧紧的。早晨不到6点起床,我和妻子一起挑水、喂猪、洗衣、做饭,料理好体弱多病的父母。7点钟带着本村的几个孩子出发,翻过3个山头,走八里山路赶到学校。上午四节课,中午先给几十名学生热饭,接着自己做饭,然后抓紧时间批改作业、备课,有时还要到山林中去打柴。下午三节课,到4点钟放学,再带着本村的学生往回赶。到家后,抓紧时间干农活,直到天黑才进屋。吃过晚饭,又得准备第二天的课。每逢农忙时节,我常常是和妻子一道,在月夜里割稻子、耕田、耙田、拔秧、插秧,一天下来的确是很累。

  常年在山路上来回奔波,我不知道磨穿了多少双解放鞋。一个学年下来,大约要走1600多公里,30年,我算了算,足足走了4个二万五千里长征!

  有一年,母亲瘫痪在床几个月,而且病情不断加重,家里双目失明的父亲也需要照顾。我只得利用中午的时间赶回家中,侍候两位老人吃完中饭,再赶回学校上课。这样我每天需要来回走32里的山路,真是精疲力尽。一天晚上,我突然感到头晕,一下子栽倒在地,昏迷过去。过了半晌才苏醒过来,用手一摸,只见满手是血,这才知道额头上磕破了一个大口子。第二天,很多村民要我到山外去缝合伤口,但我哪里有时间去呢?我不能耽误了孩子们的课啊。   1984年,太阳山教学点上“人丁兴旺”,学生数增加到47人,年级增加到4个。我实在忙不过来,决定说服妻子来教学点帮忙。我的话刚一出口,妻子就来气了:“丢下家中一大堆事情谁来管?我们一家大小喝西北风去?”等她气消了以后,我还是耐心地说服她:“为了太阳山的孩子,我们就多做一点牺牲吧。”妻子被我对事业的这份痴情所感动,终于来到了太阳山上。从此,教学点又多了个忙碌的身影,孩子们又多了份母爱的温馨。妻子在教学点协助我工作整整20年,从没领取过任何报酬。

  不耽误学生的课,是一个教师最起码的责任心,也是神圣的职责。30年来,我没有请过一天病假,也没有请过一天事假,因为教学点就我一个教师,我一离开,学生就要停课。1984年,我两岁的大女儿得了肺炎。我让妻子请乡村医生给她打针、吃药,但不见效。我想等周末再带她去大医院治疗,谁知病情恶化,女儿突然离我而去,我抓住孩子渐渐变凉的小手,叫着她的名字,心如刀绞。1985年,二女儿又患骨髓炎,我也没有缺一节课,等到暑假才带她去外省的专科医院治疗。

  女儿生病,让我负债累累。担任民办教师的时候,我的工资从几十元、百来元,到二三百元,对于一个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来说,确实有困难。能不能安于清贫,坚守在太阳山上,对我来说,的确是一个考验。有些亲朋好友劝我:“有云,你原来学过医,干脆跟着你舅舅去行医,别在学校里苦熬了。”还有人开导我,去湖里捕捞银鱼,一天就能赚一百多块钱。当时,我思想斗争很激烈。村民家里陆续都有了几大件:船、彩电、手机,只有我家连一台黑白电视机都没有。是的,此时我太需要钱了。走,还是留,这是多么痛苦的人生选择啊!但我无论如何也割舍不下太阳山的孩子们,我走了,他们就有可能失学;我留在太阳山,孩子们就有欢乐,我也有欢乐。清晨,虽没有音乐伴奏,没有标准的升旗台,但我和孩子们一起把五星红旗升上了晴朗的天空,嘹亮的国歌响彻了整个太阳山;课堂上,孩子们琅琅的读书声如叮咚的山泉,让我心旷神怡;下了课,孩子们和我一起唱歌、奔跑、跳跃,那情景让我心醉。最让我感到欣慰的是,太阳山的孩子受到教育后,有的读了大学,成了国家的专门人才,有的走向山外的天地,成了致富能手。余先云,当年趴在教室窗外听我讲课的姑娘,早已是乡干部了。细细数来,从太阳山教学点出去的孩子已有20多人先后上大学,光今年就有5个。有人问我图个啥,我图的就是山区孩子有个好前程,山村有个好面貌,山民能过上好日子,自己能当个好老师!30年来,我感到自己的辛劳没有白费,我的付出已经有了回报。

  党和政府的关怀更给了我坚守的信心。多年来,省、市、县、乡各级领导部门给了我许多荣誉、鼓励,还拨款维修校舍,改善办学条件。我觉得,在太阳山上越干越有希望。

  要教好学生,光有热情是不够的,更需要潜心钻研教学。我长期不懈地总结经验,探索复式教学的规律。在教学中,我注重发挥小助手的作用,充分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让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人。多年来,太阳山学生的成绩,多次在全镇名列前茅。太阳山教学点升入山外高小的学生,大部分受到了学校和老师的好评。县教研室曾组织全县复式教学教师,到太阳山教学点观摩我上的示范课,我还被邀请到县里,在复式教学研讨会上作经验介绍。太阳山的教学质量也得到了社会的一致好评。

  我在太阳山上奋斗了整整30年。由于学生进得来,留得住,学得好,适龄儿童的就学情况发生了可喜的变化。开始是我苦口婆心上门劝学,后来是山民想方设法让孩子入学,有的家长甚至藏着户口本,隐瞒年龄,要让四岁半的孩子来报名;有的学区外的家长,投亲靠友,要求让孩子到太阳山教学点来上学。太阳山上适龄儿童的入学率、巩固率和合格率都达到100%,太阳山上没有出现一个新文盲,这就是我--一个普通山村教师最大的满足!

  淳朴的山民和孩子们总是以他们特有的方式,表达对我这位山村教师的感激之情。看见我在盛夏的中午去山上砍柴,他们会主动把自家的柴背到学校来;有时,山民们把我家的稻谷运到镇上,碾成米后再送回来。在生活中,我也许失去了许多许多,但也得到了许多许多,我的生命已经和太阳山融为一体。为了让教育的阳光照亮深山,我愿意在太阳山上坚守一辈子!   谢谢大家!

(本文为2004年12月14日在全国优秀教师师德报告团首场报告会上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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