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母校60 华诞之际，出于对母校深深的热爱，我又一次回忆了我们那段不平凡的大学生活，许多难忘的场景犹在眼前！

1960年9月，我考上了内蒙古大学物理系，开始了5年的大学生活。我很快爱上了这所内蒙古唯一的全国重点大学。我们年级有150多人，分4个班，每班约40人，我分在了4班，教室在主楼419室。宿舍是学生北楼一层，八个人一个房间，四张上下床。班主任是季秉厚老师。

入学后进行了半个月的思想教育。于北辰校长、巴图副校长等领导在讲话中多次提到：“我们内蒙古大学是一所为内蒙古培养干部的高等学校，你们将来都要成为县团级以上的领导干部。”对我们寄予很高的期望，这也成为我们努力上进、刻苦学习的动力。

在刚开学的班会上，同学们的表态都十分积极，表示为祖国、为人民要好好学习，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我也及时地向党组织递交了早已准备好的入党申请书。

紧接着就是下乡劳动锻炼。我们自己背着被褥、衣服，步行上路了。路上还下起了小雨，把我们的行李都淋湿了，所以越走越困难。特别是在淌着一尺多深的水过大黑河时，冰冷的河水把我们的腿脚都冻得麻木了！就这样整整一天，走了一百多里路，天黑时才到达目的地：凉城县的单代村。

这是一个贫穷的村子。我们七八个人一个屋，挤在老乡临时给腾出来的房子里。炕上没有铺垫，最多有一块席子，有的干脆是光溜溜的炕皮。还好，有热炕，睡觉不冷。我们的任务是收荞麦。一大早我们就下地了。同学们几十个人在地的一边排成横队，一起往前走。由于遭灾和大炼钢铁的影响，这里种的荞麦可以说几乎没有收成，隔两三尺远才有一棵荞麦苗，上面只有几颗麦粒。起初我们走一步，弯下腰拔一棵荞麦，到后来腰累得实在不行，就干脆趴在地上往前爬，地垄还特别长，一上午也爬不到头！大家穿着劳动布裤子，尽管都打着补丁，也还是都磨破了。到了对面的地头，口干舌燥、腰酸腿痛。因为早上只喝了几碗荞面糊糊，早已饥肠辘辘，一点力气也没有了。午饭照样是荞面糊糊，一天的食物就是三顿荞面糊糊。困难时期来到了！

记得我们有一位男同学肚子疼得厉害，叫来了校医。医生让那个同学面朝上躺在老乡的大柜上，大家看到这个男同学的肚子鼓得就像怀胎十月的孕妇，医生拍拍他的肚子说：“少喝两碗糊糊就好了！”实际上就是因为饿的厉害，想多吃一点东西，可锅里就只有稀糊糊呀！

晚上我们还要听贫下中农的忆苦思甜。回忆新中国成立前这里饿死过多少人。就这样，我们大多数同学在这次下乡中经受了锻炼，受到了教育。

半个月以后我们回到学校。1960年冬天，是最困难的时期，全国人民的生活都比较困难。我们大学生受到了特别关怀：普通市民每人每月28斤粮食，我们的定量是34斤。可是没有什么油水，连蔬菜也很少，棒子面窝窝头里掺着一半糖菜渣，年轻人怎么能吃饱呢？我们同学大多数都有12元以上的助学金，后来又增加到15元，这就够一个月的饭费了。但光有钱也不行，甚至有粮票也不行，街上根本没有卖食品的，连块糖也买不上！所以我们每人手里都拿着一块固体酱油，这就是当时仅能买到的食物，饿了就啃两口，剩下的就只能多喝水填肚子了。缺营养、吃盐多、喝水太多导致，同学们有一半以上都得了浮肿病！由于我的饭量比较小，加上全家人的关怀照顾，开学时就带着不少馒头片等食物，所以，比较幸运，我没有浮肿。

我们曾受到了特殊的照顾，解放军给我们送来了他们打的野黄羊，堆在食堂里，这给我们的饭菜里增加了不少油水。

有个真实的笑话我记得很清楚：我们吃饭都是打好饭后，自己端到饭桌上，没有坐的凳子，大家都站在桌边，每个桌子旁都站着一圈人，比较挤，相邻的同学也不一定认识，自己吃自己的。有一位男同学不知道脑子里在想什么，边吃边看着远处。吃完自己的那一份后，接着就用筷子夹着吃旁边一位不认识的女同学饭盒里的菜，自己好半天也没有发现，直到那位女同学把自己的饭盒拿回去一点，那位男生才发现自己的失态行为，羞得脸红脖子粗，不知说什么好，在周围同学的笑声中匆匆离去。可见当时大家吃饭都不知道什么是饱！

我们班有一位男同学，饭量特别大，天天吃不饱，被大家称为“胶皮肚”。许多饭量小的女同学常送给他一些剩饭。有一天早上起床时，他的胸部和被子湿了一大片，是流的口水，原来他夜里梦见吃油炸糕！

我课余时间在学校的电影队工作，每放映一场电影，值机的放映员就可以得到二两粮票的补助。就是给像军棋子一样大的一张小纸，上边印着“二两”，还盖着管理员的章，用它可以买到一个窝窝头，就这点“待遇”，令许多同学羡慕不已！

有不少同学打饭用的是一个小号洗脸盆，为的是让炊事员给打饭时，看见一勺饭还没盖住“碗” 底，或许能再给补上少半勺！而且，每顿饭后他们都要把“碗”舔得干干净净。这种现象不是个别的，是比较普遍的。

再看看住的条件，我们住在学生南楼一层，八个人一个屋，屋里有四张双层床，一个小窗户，光线不太好，黑洞洞的。卫生条件很差，臭虫多得玄乎：天花板和墙壁上有一行行隆起的墙皮，只要一剥开这墙皮，里面就会爬出一窝臭虫来。晚上睡觉，天花板上掉下的臭虫都能落到嘴里！大家都被臭虫咬得浑身痒痒，真受不了。直到三年级，学校花了很大代价，全校同时用了一种杀虫药喷杀臭虫，搞了半个月，总算让我们摆脱了臭虫的骚扰！

以上几件小事从侧面反映出当时大学生活环境的困难程度。

生活上的困难让相当一部分同学放弃了上大学，回了家乡。留下的同学，在比较艰苦的条件下，继续努力学习。

幸运的是：我们的老师都十分优秀，大多数是北大、清华、北师大等名校毕业的高才生，是支援边疆来到内蒙古的。教我们高等数学的陶懋颀老师就是典型，他学术知识渊博，为人十分谦逊，可敬可亲，工作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对学生更是关爱备至、诲人不倦。记得有一次在西阶梯教室上全年级大课，陶老师在讲完一个问题后，问大家有什么疑问，我举手提了一个问题，陶老师十分欣赏地表扬了我，说问题提得好，思路正确，有创造性特色，当堂详细回答了我的问题。此后，陶老师和我的关系又进了一步。可没想到这也成了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陶老师被批判的一条“罪状”，说他偏爱“出身不好”的学生！2007年，内蒙古大学50年校庆时，我最后一次见到了我敬爱的陶老师。他在“文革”后，就回北京工作了，而且还经常在中央电视台少儿节目中当辅导老师。这次，七十多岁的他，竟然声泪俱下地和我们提起当年在内大的工作和生活，还特别激动地说：“同学们，咱们是最后一次见面了！”我们不理解陶老师此话的含义，百般安慰老人家：您要多多保重身体，我们还会见面的。可不久，噩耗传来：我们敬爱的陶老师已经与世长辞了！我也没能和他做最后的告别，留下了终生的遗憾！

系主任郑愈、布和，系团总支书记王寅清，数学老师席少林，无线电老师王建勋，量子力学老师顾世洧，电子学老师刘金铸，曾留学苏联的电子学老师冯啓元，还有钟鹏飞、王有志、黄文德、张纪生、张存生、陈桂华、胡文忠、斯尔格楞、吴碧华、吕慎行等都是我们难忘的恩师！

尽管生活环境很苦，政治环境也比较困难，但在为共产主义奋斗的理想和强烈求知欲望的主导下，同学们的学习都很努力。在一、二年级，周一到周五每天有4节课，上课一般都在上午。到三年级以后，每天只有两节课，即上午的头两节老师讲课。其余时间全都是自习，完全由自己安排。实际上老师讲课只是把重点内容讲一讲，其余的有的只是提一提，还有些要完全自学。有时一节课就讲完了半本书，全靠自己一点点去“抠”， 要搞懂一个问题，往往得“抠”好几个小时，甚至几天！到处借书、找参考资料、请教老师和同学，学习到深夜是经常的事。在每天深夜，都能看到西阶梯教室和主楼、物理楼各教室的灯光。到三年级，我都没有到公园玩过一次，可以看出学习是多么专注和紧张。整个大学五年，和大多数同学一样，我都憋着一口气，怀着对共产主义的真诚信仰，在各位恩师的教导下，政治上积极上进、参加各项社会活动，学习上刻苦钻研，力求掌握更多的知识和技能，就这样，度过了五彩斑斓的5年大学生活。还比较幸运，在“文革”之前，我们学完了全部课程，按时毕业了，为以后的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我感谢母校的培养，我爱母校内蒙古大学！

作者简介

闫广晖，汉族，1942年生于山西祁县。1960—1965年在内大物理系学习。1988年晋升高级工程师。在医院从事医学工程专业。曾任卫生部临床医学工程专家库专家、内蒙古自治区政府采购办专家库专家、内蒙古医学工程学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医疗设备》杂志编委。在国家级杂志以及国内、外学术会上发表论文三十多篇。

（节选自《珠光湖韵》第三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