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9月内大校庆过后，我去学校35号楼小屋看望于北辰校长。于校长在校庆期间见到了不少内大旧人、学生。他激动地对我说：“我和人们说了，我不仅参加了内大的50周年校庆，我还要参加内大的60周年校庆呢！”不料在次年的3月6日，就溘然而逝了，时年94岁。我作为内大的学子，与先生过从有年，现又逢学校60年校庆，抚今思往，愿将我对校长的见闻、印象记述于此文，以飨读者并志不忘。

一

我认识于北辰先生始自我入大学初。1964年9月初，经当年7月的高考，我被内蒙古大学历史系（一年后遵乌兰夫校长之命，改为政史系）录取。先于我进入内大数学系读书的有我的兄长王月珠，他毕业于包一中，我毕业于萨拉齐中学（今为萨拉齐一中）。进入高等学府深造的喜悦充满胸怀。就是在开学的全校迎新集会上，我第一次从座位上看到了台上的于北辰先生，那时所谓的会场是平时学生就餐的大食堂，又是礼堂，学校集会、学生演出、放映电影都在此。学校领导有多人出席，从现场知，于先生是当时内大的副校长。会上，他讲了话，精神矍铄，声音高亢，不严而自威，这是第一次印象。

小范围见面是一次上晚自习的时候。那时我们除开公共课外，专业课已开了世界上古史、中国古代史等多门课程。其中有一门必开的课程是历史文选，讲授的人是王范之先生。王先生是四川人，老学究，据说颇有资历，看得出，讲课很自信，一字一句，慢条斯理；课本是大名鼎鼎的周予同先生编著的，第一篇是选自《尚书》的《牧誓》，王先生遵的是传统教法，于课本逐字逐句疏解，有时还要提出自己的见解。他对学生最拿手的要求是：每一篇学后要做作业，抄在作业本上，并译作白话文；还要学一篇熟背一篇——为此，全班16人，分为4组每组有一个组长负责，背诵在上晚自习时分组进行，互相监督，错一处降为4分，错两处扣为3分。那时的我们听话，又是刚入学的学生，百分之百地遵照执行。有时王先生亲自到班上，于巡查中亲听学生背诵。一日晚自习，于校长（准确地说是于副校长）来到了班上，教室里灯光明亮，16人都在班上，好像正是在背习《历史文选》中的文章。于校长在教室转来转去，突然发话了：“学习历史，掌握古籍，古文要背会二百篇呢！”他是四川人，讲这话时，声调依然高亢，而且富有激情，他的末句话竟是这样音调、发声的——“古文”一扬，“要背会”打弯，“二百篇呢”的“二”发音为“耳”，“百”发音为“白”，这个“二（耳）百（白）篇呢”竟是由“腔”说出的！

几十年过去了，我在当年晚自习上听到的这句话，特别是“古文，要背会二百篇呢”这几个字，一直积淀在我的心头。近几年，赵志宏学长（1966年毕业于内大汉语言文学专业，曾任内蒙古自治区副主席继转任职于甘肃省委，于中国文联书记处书记任至退休）由京归呼多次聚会，每次都要提起于先生对他说过的“要背古文二百篇”的事，赵学长忆及此时也颇激动，他说，他那时已背过多篇古散文，也得益于先生的教导，获益匪浅。“积学如储宝”，背书也是一种“积学”“储宝”，只有“厚积”才会有运用自如的“薄发”，何况还能吸收至理名言，涉及人一生的做人做事！个中道理，愈老愈明白。

说到背记，还有一个插曲：我与于校长出差住土右旗招待所，见萨拉齐中学的任嘉禾时，任背述了一首他作的白话诗，于校长却跌腔跌调地朗诵了一篇“祝辞”。他说，这是在他中学毕业典礼上校长作的《毕业祝辞》，涉及治学、修身、做人。他一直记着校长的这篇箴言，从背诵可看出当年的中学校长在他心中的位置。

二

“文革”期间，我与于校长的接触不多，但几个偶逢的场合镜头式的印象还是有的，甚至是深刻的。

前面说过，我上内大是1964年秋9月，到1966年7月底、8月初学校已“乱”，进入了真正的“运动”。先是我系64级（16人），65级（一、二两个班共73人）奉上命（乌兰夫校长、内大党委）于3月5日开赴土默特旗善岱公社保同河村（时为“大队”）搞半工半读，主要是建校（算内大分校吧）、盖校舍，也在村的场面上上过中共党史（姜文湖、关守西讲）、蒙语（恩和巴图讲）几次课，除此，还参加大队的抗旱劳动，更参与该村的“四清”工作，搞社会调查并听有关“四清”工作报告。实际上是遵照了毛主席有关“文科学生要面向社会，以社会为课堂”的指示，所以在保同河围绕“半工半读”的这一切“活动”都视为“理所当然”；亲自到保同河的有时任内大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政史系党总支书记、系主任林阳。所有工作，他都向内大党委报告，并用“简报”报送华北局。系领导班子有“临时党总支”（原系总支成员有些参加了锡林郭勒盟的“四清”工作），成员除林外，有黄水锦（组织委员）、姜文湖（宣传委员）、吴德希（青年委员）三位老师。那时，师生们在此折腾，报上连篇累牍发的是“批三家村”“向反党黑线开火”……到后来，“半工半读”搞不下去了，根据学校党委决定，师生一起于6月8日先步行、后于察素齐乘火车返校。返校后，没再上课，闭校门，以系为单位，搞关门的“文革”运动，看报学理论，写批判文章，抓于副校长批判，还“保卫内大党委”，争论教育是否黑线，批判所谓的“封、资、修”。“文革”是什么？实无几人真懂！

到7月底，全国“文革”大浪涌来，内大的新旧矛盾化为几场“三天辩论会”，校党委倒了，各系党政组织塌了。因发生捆绑贾国泰事件，“于田林”（即于北辰、田心和林阳——编者注）被登《内蒙古日报》，校系原在任领导，都被列为推行“资反路线”的黑帮罪人，游校批斗；几个系赴京的“左派”学生还从北大搬回了武斗，斗当权派和扩大列入的“牛鬼蛇神”——以后有了黑帮队，圈禁，罚劳作……牙含章仍被批斗，于北辰一度首当其冲，大字报更是如雪片满校园飞舞。

三天辩论后，于北辰被罚，由住小楼打入了住一间小平房。一日，同班的陈秀文叫上我到于家，我们被说成“保守派”，当然从思想上并未视于为什么黑帮，只是要了解于的历史。那时，于母也在屋，当问到他的经历时，他指了指堆在房间的一堆日记本。大声说：“我多年写日记，我的经历都写在日记上！读书、参加革命40年，有40年的光荣历史！”说到此，他无语了。我们也再不想问了——他1937年参加革命，去过延安，为革命奔走各地。经历过血与火的考验；1957年内大初建，主动从国家高教部综合大学司副司长职位上请调内大，任副校长。而今，对于一个一夜之间失权失势、挨批挨斗、被视为“黑帮”、又被剥夺了话语权的老干部，他能说什么？

他在三天辩论会上于昏暗的灯光下，于批斗的口号声中跌落到主楼前台阶下，以后仍带病挨斗。据我所知，我系高年级几位学生如苏桂凤、张瑞平、宗炳华等人还为老校长的遭遇躲在校园角落掉眼泪呢！

捆绑贾国泰不是他下的命令，他的失误是没有及时制止。说他执行高校黑线，更是扯淡！

对于被打倒的于北辰，保守派同情他自不必说，造反派也分为两派。按当时的标准，于是推行了“资反”路线，但不是叛徒，无历史问题，某造反派中的人欲保他。1967年2月，在校西阶梯教室上台“亮相”，所谓亮相是要亮给造反派某派，支持这些人，并作“检讨”。这于校长确也“顽固”，当时竟说了几句这样得罪领导者的话：“我曾想，要办好内大，必须有三个条件：一要有自己培养的一支过硬的师资队伍；二要有一个好的图书馆；三要有齐备的科学仪器设备……我过去想，我死后，将我埋在内大校园。现在我犯了错误，不能了！……”我记得，他讲了这些话后，主持会的一个造派学生头，马上斥责他是“资产阶级世界观”，还想推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不再让他讲下去轰他退场。

林阳同志于1964年由华北局调内大党委任职，1966年7月前，除任校党委宣传部部长外，主职还在政史系党总支书记、系主任职务上，运动初期他根据经验是要抓“右派”的，三天辩论会后，成为众矢之的，挨批挨斗，声名狼藉，很“臭”！但在所谓的“二月逆流”中，他支持了呼三司及学校造反派，又“起死回生”了，不再挨斗了。之前，他成了“打倒于田林”口号中的一员，很多人恨他。也是在1967年初，一伙造反派学生将于北辰、林阳弄到大礼堂的台子上，让于做检讨，看当时的阵势，只要于检讨得“好”，与该划清界限的人划清界限，于就会获得主事的人的恩典，获得稀有的解放。当时我在台下，因许多学生长征串联未归，台下人本就稀稀拉拉，并不多。当时有位主持会的造派学生头，先让于检查，未等于讲多少，就使出黑虎掏心术，指着林阳让于供述：你对他怎么看？于答：“林阳是个好同志！”造反者怒问：“什么？你说什么？”于也发威了：“我是说，林阳是个好同志，只是犯了错误，我们都推行了资反路线！”

到此，主持会议的人将于轰开，很快结束了可能的“解放仪式”。在场的一些人，多是学校的干部，包括我。其时都为于惋惜未能好好表态获得“解放”。但我更佩服他的临难不苟，宁可自己倒霉也不委屈嫁祸于同志。就这一点，他也是一个道德高尚的老干部啊！对比“文革”中的胡乱揭发、落井下石、诿过于人、善杀回马枪者，于校长真是一身正气！

三

于北辰先生是一个讲真话、直言直语，甚而是出言无忌的人。这方面，其实很多原内大师生、老人尽知。我只谈我之闻见的几件事。

1970年4月5日，我离开母校到27军驻地锻炼，一年多之后，由部队转地方上工作，先后在巴彦淖尔日报、呼和浩特日报社任编辑兼记者，其间与于先生接触无几。直到1979年调母校历史系执教后，接触较前多了，主要还是听闻。

1974年全国搞“批林批孔”，喧嚣“打倒孔老二”，鼓吹“反潮流”人物之一、湖大教授杨荣国所捏造的“儒法斗争”。于校长于1972年出任内蒙古自治区革委会政治部副主任，分管高教工作（该年2月事），同年10月，继任内蒙古自治区文教办副主任。他在“批孔捧法”的热潮中到内蒙古“五七”干校做了一个报告，会上竟冒天下之大不韪，直言无忌地说：“我看，孔老二说的不一定全错！杨荣国说的不一定全对！……”这一说法在干校和土右旗当地（时内蒙古“五七”干校在土右旗）一些曾听过于这一报告的当地教师（包括我的四叔王林山，为老教师）曾对我说：“这个于北辰真了不起！真敢说，说的也在理，只是没多少人敢这样说，也没他那个水平。”其实于先生是个历史通，他年轻时求学就想学历史专业，只是因家庭成分是富农，经济条件不行而报考了国立四川大学的教育系。他还多年多次在不同的场合讲过多人皆知的话：“我喜欢搞历史系，当个教授，不喜欢当大学校长！”这话也对我讲过，不少于两次。他通晓历史，颇能谈古论今，对中国近现代史、中国革命史、党史、事件、历史人物，谈起来如数家珍；人名、地址、年月脱口而出不误，可称博闻强记。内大教师学生素来爱听他的报告，直言之处，有干货，事实、数字凿凿，再加上铿锵回荡的四川口音，是一种昭示人心的享受！

粉碎“四人帮”后的1978年，称为“科学的春天”，中央举行了“科学大会”，郭沫若做了一春风四溢的报告，就叫“科学的春天”。春风波及青城，呼和浩特市党政军领导亲自参加，也于同年举办了“呼和浩特科学大会”，时任内蒙古大学校长并兼任内蒙古科协主席的于北辰先生应邀出席了这一会议。在结束会议的一天，市领导礼节性地邀请于主席讲个话（可讲，可不讲啊），于却果断地走向讲台前，不忌讳，也不留情面地做了这样的开场白：“讲话，就应该站着讲，不应坐着讲！讲话，就应该讲自己的话，不应该让秘书写个稿才讲话！”啊呀，这种发声是对全国官场举办会议的批评。人家讲话都是坐着讲的，而且讲话都是秘书写的，秘书们事先草拟的，“文革”后也一直如此，正规开会多年如此。批评的开场白结束，于主席以洪亮的川音报告了：“同志们，我（四声）今天报告的题目是《革命的知识分子万岁》！”话音一出，如炸雷声，瞬间让台上台下的人们懵了！什么？“革命的知识分子万岁”？这是什么话，能这样讲吗？会议连开了几天，这是最后一天，疲于口不发言，女科技干部在座位上低头打毛线，有人坐着却在打瞌睡，还有的想借“上厕所”溜号！听了这个报告题，简直如雷轰顶，打毛线的不打了，仰起了头；瞌睡的，睁开了眼，盯着主席台；借上厕所欲溜号的转了身，回到了座位上……

于主席列举中外历史、马恩列毛关于知识分子的论述，以及知识分子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奉献侃侃而谈，振聋发聩！然而这一报告不仅为当时愚昧的、从“文革”中刚度出来的一部分人不理解，甚至为新华社一位在场搞报道的人不认同。如众所周知的那样，这位记者按例写了“内参”向中央上级部门报告了于北辰同志的“怪论”。于北辰又发“谬论”，又该他倒霉了！这也是当时的一种议论，然而，事实是，“反映”也好，“告状”也好，于的报告被上面认可。

1980年5月初，我请于校长出山，帮我完成即将成熟的跑调任嘉禾的事，在土右旗招待所我俩谈及了上述的事，校长淡定地说：“哼！他们告我呢，没门！那时我还是胆小，说了个‘革命的知识分子万岁’其实不必要哟！就提‘知识分子万岁’就行了吗！”听他讲，我佩服他的正义、激情，也是理智！

还有，于先生的自律、自省、心胸开阔也着实感人。粉碎“四人帮”，落实“文革”中的悬案问题，上级组织要平反内大三天辩论会后将“于田林”登《内蒙古日报》的事（执行资反路线）。于北辰表态了：不需要了，我们当时也确有错误，不要再伤害另一部分群众了！80年代搞调查“三种人”，贾国泰在内蒙古科技情报研究所被审查，于也多次给此单位发话：贾国泰没什么问题，不应受审查！年轻人嘛，路还长呢！应该说，于校长是“文革”中的被伤害者，甚至在挨批斗最甚时，他做了身体下部的一个手术，在住院的床上也曾被某些激进的造反派分子拉回学校批斗过……但他没记恨。

他年轻时在四川从事地下工作时，曾作为呼吁抗日的游行队伍的大队长勇敢地斗争过，1938年曾任四川大学党总支兼成都学生救亡工作促进会书记，后到延安还受过毛泽东的接见。年轻时他是一个革命者，也是那一时代真正的造反者，他确有过光荣的历史。

1984年，他从中央教育行政院党委书记任上离休，继续关心教育事业，出任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专职副会长。1988年，继艾黎之后任北京培黎职业大学校长，并刻意于教育研究，出版过有关教育理论的论著，对我国教育体系的建立和教育理论的完善，提出了不少精辟而中肯的重要意见和建议（国家教育行政学院《于北辰同志生平悼词》语）。晚年由京归呼，住内大家属楼一间普通小屋，可谓斗室之居。老校友，如内大中文系1964级老学生曾为他录像过寿，并为他的斗室待遇鸣不平，但他甘之如饴。80年代后期，他在北京任教育研究学会和培黎大学校长几个职务，仍住北京。春节时由京归来，参加了大年初一学校举行的全校团拜会，我邀请他到历史系参加我系的春节茶话会，在会上他放言高论：“一位中央老同志讲了，现在腐败风刹不住，怎么刹不住？从中央政治局以上惩治几个，你看刹住刹不住？！问题是老虎不能打，落在老虎屁股上的苍蝇也不能打哇！”他当时转述的还不是“惩治”，是“枪毙”，言辞虽然过激，却反映了他痛恨腐败、疾恶如仇的情怀。他在内大工作多少年以清廉著称。出外，也以行动便捷行事，如1980年我邀他到萨拉齐催调任嘉禾时，我们就住在名为招待所，实为老耶稣堂的破旧大房间里。上街时，碰上了一位范姓旗革委会副主任，此人原是他任毕克齐“四清”工作团长时的一个“四清借干”，范邀他住旗政府院小房间，可吃小灶，他没多言就回绝了。内大的多届学子和教师都记着：于校长身为校领导层中的一员，深入学生群最多。多少年中，不论春夏秋冬，在早操的操场上，自习的教室里，甚至学生食堂、宿舍里，都能看到于校长的身影，多少学生因此而熟悉他！

新中国成立后，于北辰同志一直从事宣传、组织动员、统战、教育诸方面工作，更长期从事过教育工作。连续两次出任了内蒙古大学副校长和校长之职。善于与党内外人士打交道，推心置腹待人，礼贤下士，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是一贯的，且不因运动中个人的遭际而改变其态度、初衷。

我只举我亲历亲见的几件事：一、调任嘉禾。任嘉禾是1958年北大历史系毕业的学生，在北大读书时，就与王承祒、李泽厚等人有“才子”之称，因“中右”等问题被发落到内蒙古，成为萨拉齐中学的一名语文教师，他之所以能到萨中，还亏得有位1957年由国家商业部下放到萨中任校长的高人王文鼎（1992年于内蒙古审计局退休）接纳了他。1964年秋，任在萨中被批判，经历“四清”“文革”被当作“现反分子”罚劳动改造，竟14年未能登台讲课。1979年，由在内大历史系任教的北大同班同学梁太济、王先恒、黄时鉴三人发动议向时任革委会主任、副校长的巴图及时任副校长兼历史系主任的胡钟达先生提出调任来系任教，学校同意，王先恒曾打头赴土右旗告知任，并为调任事拜见了其时的旗革委会主任云福祥同志。1979年9月，我调学校历史系任教，当年和次年所干的一件要事即是往返呼、萨、包接协调动任嘉禾到内大任教事，到1980年5月前，我已为此事跑萨、包四次了，见过包头市委、文教局及土右旗委和文教局各方面的领导和管事人。事情已基本成熟，关键是能打通由包农牧局新调到土右旗任旗委书记、革委会主任的姜秀文同志这一关——姜，河北人。我也拜见过他，他初步答应给教育局的同志做工作以促成调动。我将这种情况告诉时任历史系副主任的姜文湖老师（他也曾与我到包头见过教育局书记于鹤龄同志一次），他让我向于校长做个汇报——时于已任内大校长。我到主楼二楼一个小办公室找了于校长，说了他为调任事写给包头市郝秀山同志的信我早已亲手递予郝了。谈了基本情况，于校长说：“这个任嘉禾，胡先生（胡钟达，曾在北大史学系任过世界史教研室主任，1958年支边任内大历史系副主任）说他是‘文科中的陈景润’！”我听校长说此话，马上将校长一军：“校长！此话不假！在萨拉齐社会上也这样称说任嘉禾！如果你也认为任是陈景润式人物，陈在中学当教师时，同行、学生都看不起他，是厦大校长王亚南亲自插手将他调回了厦大！如没有王校长干预，就没有后来的陈景润了！你能不能当王亚南？”我当时就是这样说的。于亦反问：“怎么办？”我说：“我陪你跑趟包、萨，找姜秀文同志！”于说：“我行吗？”我立即回说：“行啊！怎么能不行呢？你在包、萨名气大哩！包头昆区大街路口上都有你陪方毅同志视察包头的巨幅悬像呢？”于问：“什么时候去？”我说：“越快越好！”于答：“三五天后我要出访德国，星期六日去吧。”我说：“星期六日机关都不上班，去了找不上人！”他说：“待我再想想！”后来，他告诉我：考虑到出国访问的事近在几日内，还是周六日去吧！我将于校长“出山”跑调任嘉禾事告诉了姜老师，他笑着说：“你好大胆，竟敢请于校长干这事！”我说：“是于校长好，爱才访贤吧！”

5月初的一个周六，由后勤小任开车到了萨拉齐，不出所料，旗里放假，姜秀文同志家还在包头，假日回了包头。周日于见了任嘉禾。周一到包头，姜秀文同志正参加市召集的会议，于校长等在会场门口，我到会场里找到姜，说：“内蒙古科协主席于北辰同志找你。”姜立马起身，门口见到于校长问好。于问：“你认识我吗？”姜说：“认识！你陪方毅来包头，我参与接待。知道了于主席、于校长。”于谈了调任事，姜说：“我知道此事了，教育局有人有些想法，我给他们做工作，会成的！”姜也是个文质彬彬、不耍权术的好干部。此一举，因于校长出动和姜秀文在旗里拍板，旗教育局某些人即使还想玩猫腻也玩不成了！为跑调任事，我从1979年到次年5月，前后赴萨、包5次，耗时81天，而关键的一次还是我请于校长出山赴萨、赴包再次找姜秀文这次，可以说于的出山是锦上添花啊！

当年8月，由本系卢纪雨老师跑萨拉齐，接任嘉禾到系——任在生活、处事、处人方面不是一般的书生气，是“京油子”式的呆！他在历史学系曾开过四五门课，也开过几种专题讲座，曾受爱好文学的学生倾慕。他入系门即被授予讲师，后于80、90年代晋升为副教授、教授，1995年退休，2000年3月送到呼市福利院托养，仅3个月中，两次住内蒙古医院，于当年6月病逝。

于校长于跑萨、包后的不几日就出国访问了。任去世时，于校长由京归呼在内大居住，他告诉我：任去世，没人告诉他何时举行追悼会，若知，他是要参加任的追悼会呢！这样惜才、礼贤下士的大学校长普天之下能有几人？于校长真是王亚南第二了！又，历史系王先恒老师，治世界史，通晓俄、英、法、德、意、西班牙数种语言，1978年底被破格评为副教授。1980年，他想调离内大，于校长说服他为内大继续执教、工作。90年代先恒师几次有感而发地叹道：“共产党能打下江山，除了冲锋陷阵的放牛娃如许世友这类人外，还少不了像于北辰这样的知识分子干部呀！”

治史学需要线索、事实，治文学需要情节、细节。我就自己所知、见闻及与于校长的接触、交往撰写了此文，并无意、也不可能反映校长的全人全貌。写的多了，就此打住吧！

于校长于内大50年校庆后的次年（2008年3月）以耄耋之年仙逝。虽为高寿，但仍令我心揪、心痛。我参加了他的葬礼，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发的悼词称他为“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教育战线一位资深的杰出领导干部”“一贯疾恶如仇，敢于坚持真理，以高尚的人格和铮铮正气，始终恪守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尚情操”……

临场，内大的老人，如马宏业老师诸人一边行礼，一边掉泪。我在会上散发了于校长在世时赠他的一首诗，再附于此，以示对校长，一位年高德昭的教育家的缅怀和敬意。又，值此内大校60周年校庆之际，撰文怀念先生，新作诗一首，依附文尾，再志纪念。

七律题赠革命家、教育家北辰先生

万里晴空北极明，百年流彩一豪英；

忘身救国勤勋业，爱教酬民重令名；

放论振聋时俗忌，坦言发聩鬼神惊。

蜗居斗室怀天下，亮节高风道不更！

学生萨夫呈上2006年春

七律怀念于北辰先生

晴空一夜落文星，逝去仍留震世名。

入学万人为弟子，闻丧四处悼先生。

家无长物私儿辈，国有遗篇续教声。

正气洪钟千古在，风吹雨暴任时评！

作者简介

王月珽，男，汉族，1943年1月生，包头市土右旗人。中共党员。内蒙古大学1964级历史系学生，1969年毕业。曾在地方报社任编辑、记者、编审。1979年调入内蒙古大学历史系任教。教授，硕士生导师。曾任历史系副主任，兼任内蒙古诗词学会副会长。

（节选自《珠光湖韵》第三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