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修自治区人大志，我在查阅档案资料中，有幸结识内大图书馆的伊莉，她继承父亲的遗志，两代人潜心献身图书馆档案业的事迹，使我深受教育与感动。

一

伊锦文老先生，蒙古族，漠南名人，是伊盟中学、成吉思汗陵的创建者，也是内大图书馆的创始人——第一任馆长。

图书馆刚建立时，没有起码的物质条件，伊锦文凭着自身渊博的学识基础，到处搜集、积累、整理图书和资料。他十分重视书籍的善本和孤本，特别是蒙古文书籍和资料的积存。从1957年至1986年先生辞世前的三十年里，他为内大图书馆馆藏图书资料的建设，真是费尽了心血，使出了浑身解数，使图书馆的蒙、汉文图书资料大增，各种图书资料极其丰富，现已藏书200多万册。内大图书馆已经成为中国和世界蒙古学的资料基地和蒙古学研究的中心。伊锦文曾为此付出了毕生的精力。

为了搜集蒙文经典和散失在各地的蒙文文献，他曾千里跋涉。一部藏在锡林郭勒盟查干乌拉召的大藏经《甘珠尔》，硬是让伊锦文说服了大喇嘛，终于把这部真经按照宗教惯例，迎请回内大图书馆。这部经卷的印制、装帧极为精致，全书108部，1161篇，41519页，是国内少见的珍品。1959年，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参观内大时，曾再三称赞此经文，也是国内外研究蒙古学学者心中崇拜之宝。伊锦文探听到乌素图召法禧寺有一部《松巴堪布经》，那是乌素图召第三代活佛罗布桑旺扎勒去西藏学经时带回的雕版。这部经版长49公分，宽7公分，共有3455块。它是这部经卷的唯一一副雕版，也是一部国内闻名的藏学经典著作。其内容有经、律、伦、医、算五大部分。清代以来，各地召庙经常派人携重金来此请经。伊锦文深知此经之价值，但喇嘛不同意移动雕版，只好请人为内大图书馆拓印了一份。谁知雕版在“文化大革命”中竟然被造反派焚毁，只有内大图书馆的拓印件保留下来，供国内外学者学习研究。对于零散在社会上的蒙古文图书和典籍，如《大元盛世青史演义》、《一层楼》、蒙古文《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和《御制满汉蒙古西番合璧大藏全咒》等经卷，伊锦文就请书法工整的蒙古文学者用毛笔抄写。他十分清楚这些典籍的金贵和存史价值，他和家人一起加班加点、不分昼夜地，为这些线装书缝做绸布书套和糊制了大批函套。所有这些，都是伊锦文的心血。我们从《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一书中可以看到：内蒙古大学图书馆对于方志的收藏量，在全国各大学图书馆中位居前列。像清代康熙年间（1720年）北京朱字木刻版的《御制蒙古文甘珠尔》，已成为海内孤本。不少极其珍贵的图书文献，已成为内蒙古大学图书馆的镇馆之宝。

然而，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像伊锦文这样的专家学者，绝对是在劫难逃的，他和他的夫人被双双致残，伊锦文起初还能拄拐杖，后来就只能坐轮椅了。

伊锦文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夺权、关牛棚、挨批斗、靠边站之后，仍然矢志不移，千方百计地继续为图书馆搜集“文化大革命”中的各种专著、小册子、小报、传单等资料。因为他懂得：这些不花钱、随手拣、或在街头收集、或与别人交换来的东西，放上几十年、几百年之后，就是很珍贵的文献资料了。他不光自己搜集，还动员自己的家人、亲朋好友、特别是图书馆的同志帮助他搜集。经他手搜集“文化大革命”中的资料，数量之大、地域之广、种类之多，至今尚未做出确切的统计。这些东西已经成为今人和后人研究“文化大革命”不可缺少的珍品了。区内外慕名前来查阅者，莫不惊叹伊锦文的这种精神和远见。正如著名学者、内蒙古大学教授鲁歌先生写给伊锦文的挽联所云：“艰危时刻见忠贞，何惧血雨腥风；护校斗群魔，早著功勋留史册。荣辱关头看劲节，岂惜残躯病体；献身为事业，永留遗范启来人。”

二

伊锦文老先生的大女儿伊莉，今年57岁，她从小就受父亲的教诲与熏陶，十分热爱图书馆事业。她是“文化大革命”前的老三届毕业生，曾下到巴彦淖尔盟（今巴彦淖尔市）乌梁素海的农垦兵团劳动锻炼9年。1978年知青返城时被抽调回内大图书馆工作，1988年又上大专三年，学习图书馆情报专业。她在内大图书馆的蒙学部、流通部、期刊部、采编部都干过，且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给同事们留下了极好、极深的印象。

在伊莉的心里、眼里，对内大图书馆总有一份不离不弃的特殊情感。因为这座图书馆是父亲亲手建立的。她徜徉于蒙汉文图书、报刊、经典、古籍之间，到处都可看到父亲的手迹，到处都可窥见父亲辛劳的身影。工作在这样的环境氛围里，她感到有一种无可名状的自豪感、幸福感、荣誉感。尤其是看到堆放在图书馆墙角、像座小山似的“文化大革命”时期父亲亲手搜集起来的、那些尘封已久的资料时，她便觉得有一种沉甸甸的责任感。她暗下决心，如果不把它清理面世，以供后人探讨研究，不仅对不起党培养自己所学的专业，更对不起为此付出生命和鲜血的父亲。如果父亲地下有知，又怎能瞑目？图书馆领导也清楚这座“小山”对党、对人民、对社会、对后人的价值和重要意义。在伊莉打的专题报告上，图书馆领导做了明确批示：在内大图书馆再建一座“文革文献特藏库”。

发生在四十多年前的那场“文化大革命”，虽然已成为一个特定时期的特定历史，然则那是一段让人无法想象和理解的“疯狂的年代”。如今这代年轻人希望了解“文化大革命”时期所发生的一切，而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60岁以上的老年人，也无不感到有必要把这段历史文字记录下来，尔后用新时期的眼光、理念分析研究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如何防止和避免人们重蹈历史的覆辙，这是一项极有意义的工作。内大图书馆的领导人非常明确，伊莉是最好不过的人选，于是挖掘清理这座“小山”的任务，历史性地落在了她的肩上。

伊莉自己也早有继承父业、完成父亲未竟事业的宏愿。

谈何容易，挖掘清理这么多资料，既是又脏又累的体力活，又是相当复杂的脑力活。一般人是不愿意钻这样的“故纸堆”的。这些资料，有的扎捆，有的散堆；尘封的年代久了，有的发霉，还需小心翼翼地晾晒。几十遍地清查、整理、分类、编目、著录、书写文摘提要及关键词，尔后录入电脑、装盒上架。伊莉在退休之后，图书馆又同意把她返聘回来。用她自己的话说：“做这份工作我是用一颗心来做的，而不是用两只手做的。”

尽管如此，这些资料还未清理完竣，图书馆发现伊莉一人着实忙不过来，又从本校计算机系毕业生中挑选了一位曹琳同学协助整理登录。现已整理上架的图书有2500多册，期刊5400多册，小册子2000多册，全国的红卫兵小报1600多种，80000多份，内蒙古的红卫兵小报226种，11000多份。还有蒙古文图书、小册子、小报和俄文小册子、照片等。

区内外有来查阅“文化大革命”时期资料的人络绎不绝，他们无不满意而归。内蒙古大学汉语教师格日乐，为查阅“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资料曾到北京图书馆，仅资料费就花去3000元。结果回到内大图书馆一对照，她所查的这里都有。她懊悔地说：“这么多资料在眼前，为何舍近求远？花了时间花了钱，白白浪费三千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