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历史系的筹建

1957年初，我从《文汇报》上看到一则消息，国家正准备筹办一所综合性大学——内蒙古大学。旁附照片，是几栋新建的二层小楼教授宿舍，说是准备招揽高级知识分子支援。读后，我感到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国家即将大力投入文化教育建设，而且已从内地扩展到边疆民族地区。但我只当读了一桩新闻，并没感到和自己有关。

六月上旬，我从长春进修结束回到北大。大约是八月份，前两年在北大进修的戴学稷从上海来，同住在我们研究生的宿舍中，得知他此行负有筹建内蒙古大学的重任。

老戴向我们介绍，当时已网罗的教师有：从复旦大学调来他和潘世宪副教授，外交学院分配来新毕业的研究生周呈芳、李广一和本科毕业生薛文建，南开大学调来1956年毕业的助教陈玮、范淑华和刚毕业的学生高树林，吉林大学分配来的毕业生张植华（后又补阮芳纪和孙美贞）。

老戴此行对北大寄予厚望，我们这些在校的年轻研究生和助教听闻筹办一所新大学的消息，都感到热血沸腾，凭他在北大进修时对历史系的了解，加上我们积极帮他出谋划策，分析在不动摇北大教学的情况下，争取派出优秀的师资。

经实际了解，当时北大历史系能支援的能力有限。首先，因学习苏联，改学制四年为五年，北大以文科历史系和理科物理系为试点，1953年入学的学生本应在这年毕业，却因改五年制现无毕业生可供分派。其次，近年历史系培养研究生和青年教师，侧重中外近现代史，还有因学习苏联增设的亚洲史、国际关系史、苏联史等学科。戴学稷现网罗到的人员，自己的专业是中国近代史，第二年他的爱人徐如将从北大研究生毕业，自然应调来。外交学院分配来的研究生周呈芳和李广一，专业分别是世界近、现代史，南开的范淑华和陈玮分别当了一年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的助教，因此世界史各段和中国近代史教师已不缺人，所缺的正好是传统学科中国古代史的教师。

研究生也是如此，本年只有亚洲史（三年毕业）和苏联史（二年制）有毕业生，后者分配到曾尔慧一人。亚洲史研究生四人，初次分配本系留我一人；彭树智来自西北大学，该校副校长专门来京争取分回西北大学。另有内蒙古大学和兰州大学两指标，由另两位同学选择。一位原中山大学毕业的女同学，因早已结婚，除了广州，她别的地方都不去，甚至放弃了学习三年的专业，改行到丈夫的学校教马列政治课。另一位同学上大学前来自兰州，故选择去兰州大学，导致必须支援内蒙古大学的硬指标空缺。我只好向老戴表示由我顶替，经副系主任兼教研室主任周一良先生同意，将我派往内蒙古大学。还有苏联史研究生陈汉时，本已留校，他以北大留有两人为理由，自动申请改调往内蒙古。助教中的张广达、学生中还未毕业的黄时鉴，都曾向我表示愿前往内蒙古大学，由此可见当年青年人热情之高。

内蒙古大学由高教部负责筹建，并委托由北大具体负责。北大除有支援教师的任务外，还有派人负责筹建、接收培养进修教师的任务。在暂缺任课教师的情况下，有责任派人代课。

当时的原则是暂无上课任务者皆派往北大进修，历史系除北大分配的曾尔慧和周清澍外，还有陈玮、范淑华、高树林、张植华共六人。

历史系一年级的专业课是中国古代史先秦部分和世界古代史，这两门课都缺师资，由北大派出我同班留校的助教吴荣曾和周怡天担任。1958年春，第二学期中国古代史的秦汉魏晋南北朝部分由田余庆和张传玺担任。

至于选派主持建系的系主任，据说翦伯赞先生最初推荐中国近代史所的荣孟源和民族所的陈述，荣孟源可能因被打成右派分子不再考虑，陈述先生也没争取到。接着又传出有中山大学古代史教研室主任董家遵教授，不知何故，也未成行。老戴与我们分析，当时北大的教授基本上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只有世界近代史有杨人楩和张芝联两位教授，所以我们商定争取张芝联先生，张先生的确还暂时来呼和浩特市参加内大建校庆典。据说前几年翦先生几次出席国外青年汉学家会议，因张先生英法文兼通，全靠他翻译，故不同意他调走，我们这批青年人，还贴了批评翦先生搞本位主义的大字报。结果北大决定派遣胡钟达先生出任系主任，胡先生是1956年评定的副教授，当时全校只有五位杰出的讲师晋升，他是其中之一。胡先生提出条件，必须随带中国古代史教研室的吴荣曾和世界近代史教研室的张广达二人，张广达后因打成右派，改派杨人楩先生的助手周建奇代替。      

顺便提一下，1955年五四青年节，大学在多年政治运动之后，开始强调业务，在教师和学生中表彰三好团员。北大全校十四五个系，共选出青年教师十二人，其中历史系有二人，即吴荣曾和张广达；研究生九人，历史系有我；由团委书记胡启立颁发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伏罗希诺夫赠送给北大的苏联共青团团徽。1957年，这三人都支援了内蒙古大学。

筹建大学除师资外就是设备，文科历史系首先需要的是图书。全国各大学也有支援图书的任务。据我所知，校图书馆有不全的《丛书集成》七部，其中多是各大学赠送。历史系的向达先生兼任图书馆长，我常去他家，请求他拨一些书给内大。向先生认为从馆藏书中抽出有困难，在院系调整时，暨南大学停办，藏书转交给北大，北大顾不上编目入库，几十个书箱长期放在外文楼后席棚中，他决定将这批书全转赠内大。暨南大学招生面向华侨，故有关东南亚的书收藏丰富。整批赠送给内大的书我能记起的有两种：一是122函、1220册的巨帙《清实录》（伪满影印本），其次是原燕京大学的哈佛燕京学社所编经史子集中名著和大藏、道藏的《引得》，共有正刊、特刊64种84册，从现存书中选出一套。

图书主要由校图书馆派人到各地采购，历史系也委托我在京顺便收罗。我当时不懂蒙古史，也不懂古籍目录学，重点访购到一批外文书，特别是有关东方学的俄文书。在我记忆中，最得意的丰收有两次。

11月，庆祝苏联十月革命40周年，在苏联展览馆（今北京展览馆）举办了一次苏联科学成就展览会，展览会后，参展的图书全部赠送给中国，由国际书店向各学术单位出售。周一良先生接到通知，让我同他一起前去替内大采购。参展的书多是苏联科学院出版的各研究所的学术成果，包括二战以后新中国成立前（中苏尚无图书贸易）的出版物，有从未向中国发行过的学术著作，有成套的各研究所的学术研讨集刊，如东方学、考古学、斯拉夫学、拜占庭学等等。因此我将这几架书如数买了下来，为我校俄文学术专著的馆藏奠定了基础。

另一次是在东安市场一家专卖外文书的旧书店，发现有一两架沙俄时代的旧书，我猜想是沙皇被推翻后逃往中国的某位白俄贵族的旧藏，其中有沙俄时代的两部百科全书，有苏沃洛夫元帅等人的传记。值得一提的是，1891出版的两卷本《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一书，是沙俄侵华史的重要参考书，“文革”中译出时，曾向我校图书馆借阅参考，1973年由商务印书馆印行。1898年出版的波兹德涅耶夫所著《蒙古及蒙古人》第二卷，是我向师院刘汉明推荐译出，1983年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两种书都是我这种奇遇的收获。20世纪60年代前我校俄文书馆藏之丰富与珍贵在北京以外大学中居于领先地位。

西文书也颇有所得，1735年出版的荷尔德神甫编《中华帝国和中国鞑靼地理、历史、编年史、政治与自然状况的概述》（Du Halde: 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 historique, chronologique, politique 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全书八开本四巨册，是相当雍正十三年巴黎出版的古旧书，连同四卷英译本同时买到。

这年初冬，老戴从内蒙古来，邀我往上海等地采购图书。在上海，成天泡在福州路的图书市场，除国有和公私合营的新旧大书店外，整条马路两边都是书摊。印象中收到新中国成立前稀缺的出版物最多，特别是大量延安出版的土纸书，虽不美观，但极有价值。凡新中国成立前出版的书图书馆列入特藏，不公开借阅，一直没发挥它的作用，甚为可惜。回程我们沿途在苏州、南京、济南等地停留采购。

由于学校新建，除购买图书外，还拨给历史系设备采购费，系里将1万元支票交给我。我想，历史系不需要贵重仪器设备，不妨利用这批经费，搜罗一批文物，在历史系布置一个小博物馆，对形象教学肯定有帮助。这时吴荣曾先生已在内大历史系代课，我就找他商量。吴表示买这么多文物，他也没把握，最好请张政烺先生帮我们去挑选。张先生是鉴定文物的权威，平易近人，我俩是他家的常客，因此也不客气，贸然就去请他。他二话不说，当即陪我们进城，在琉璃厂古物店里挑选了一天。据张先生解释，他考虑博物馆的收藏应照顾到各个时代、器物类型、代表性和经济实用等各方面，包括有陶器、青铜器、瓷器、古钱币、甲骨等等，后来在历史系陈列了满满一间教室，付账时结算，仅用去一千多元。这批文物已成为历史系的一批特藏。

几年后，我出差到北京看望向达先生，他向我建议：现在没人注意碑刻资料，内大应该搜罗辽金元的碑刻拓片。正巧，公私合营以后，琉璃厂原有各种文物和古籍的书店，都按行业合并，如碑帖就集中到一家，而且刚整理出来，因此用不着我到处访寻，就在此一家买到辽、金、元碑帖500张，包括契丹、女真、西夏、畏兀儿字蒙文、八思巴字等多种碑帖，仅花600元。这也是我校一项珍贵的收藏。

在内蒙古大学建校的过程中，全国的政治形势因反右而突变。所谓“右派”乃因1957年春夏之际鸣放而起，当时内大还没成立，故此后的反右影响不大。但到年底反右运动接近尾声时，中央决定，高校不是右派的知识分子也必须下放农村改造。1958年元月，继北大教师下乡之后，我们内大在北大进修的人也奉调回内蒙古下放。12日离京，20日与在校的教师一起，共五十余人下放到时属土默特旗的茂林太和南双树两乡。

1958年上半年校内教学还能正常进行。北大60周年校庆，胡先生随副校长勇夫前往祝贺，并指名从应届毕业生中选取黄时鉴、梁太济、贾洲杰、王先恒四人。第二学年开学后，从人民大学调来教师何志、黄佩瑾二人，分配来北京大学邵循正先生的研究生徐如，四川大学徐中舒先生的研究生朱宝珊，武汉大学唐长孺先生的研究生陈国灿，加上吴荣曾和梁太济，原来缺员的中国古代史教师也配备齐全。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召开，会议根据毛泽东提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会后，“大跃进”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发动起来。8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全党全民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和“关于建立农村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在校的师生，也卷入大炼钢铁，在新城未拆的城墙上挖个洞就建起高炉。在农村的我们，就参加宣传和筹建人民公社。9月，中央发出了“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指示”提出“必须把生产劳动列为正式课程，每个学生必须依照规定参加一定时间的劳动”，具体的成绩就是全校师生短期内在校园内挖出一个人工湖，即今天的桃李湖。“指示”突出强调“两条路线的斗争”和“克服教育工作中的右倾思想和教条主义思想”，导致教育界的盲目冒进，胡乱改革，将原有教学计划搁置一边，提出快速出成果，放卫星。我校副教务长史筠发起编写《内蒙古革命史》，除少数教师外，发动历史系一二年级学生，还联合内蒙古师院及内蒙古党校参加。历史系的教师则由系主任胡钟达领头，发起集体编写《呼和浩特史话》。

1959年春季开学前，校内运动式的办学和编书运动暂时停止，下乡的六位教员已劳动期满回校，这时中外历史课程的教师基本上配齐，历史系正式分设五个教研室，除中国古、近代和世界史三室外，而且还有余力创办特有学科，成立以吴荣曾为主任的考古研究室，成员有贾洲杰、李□□，以及1959年分配来的李作智和林圣龙，当时全国仅有北大和西北大学设考古专业，我校是第三家，可惜1960年全国经济困难时下马，人员或被调走或转入内蒙古文物工作队。

二、蒙古史教研室的成立和开展蒙古史研究

1959年初，历史系除分成上述四个教研室外，又专设蒙古史教研室，将原来安排教亚洲史的潘世宪、周清澍和张植华转入，还有翁独健先生推荐来对民族史有研究的中学教师金启孮，加上阮芳纪共五人，由潘世宪任主任，金启孮任副主任。

历史系教学转入正常之后，停止了《呼和浩特史话》的编写，虽未成书，仍有部分内容陆续以论文的形式发表，有：胡钟达《呼和浩特旧城(归化)建城年代初探》《丰州滩上出现了青色的城——阿勒坦汗和三娘子·古丰州经济的恢复和归化城的诞生》；戴学稷《“光绪二十六年正，绥远到处起神兵”——洋教士的罪恶和义和团的反帝运动》《辛亥革命时期呼包地区的起义斗争——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金启孮《呼和浩特旧城的变迁和新城的兴建》；何志等《从清初到抗日战争前夕的呼和浩特商业》《从清初到五四运动前夕呼和浩特地区农业的发展和土地问题中的阶级关系和民族关系》等。

《内蒙古革命史》在三单位合作和大集体编书停止后，仍作为重大课题继续进行，人员除史筠外，有中国近代史教师黄时鉴和从学生中抽调出来工作的郝维民，将初稿修订后由内部印行。

3月初，学校得悉，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起编写各兄弟民族史、志，翁独健先生出任北方民族组负责人，来呼和浩特新成立的内蒙古自治区历史研究所（暂借用内蒙古师院东门北楼）主持工作。校领导派我和阮芳纪向翁先生学习蒙古史。在当时“大跃进”的形势下，强调边学边干，翁先生就接收我俩，分别参加《蒙古族简史》古代和近代部分的编写。  

1960年秋，何志改任教研室主任，长期参加内蒙古革命史的黄时鉴、郝维民也并入，又新进北大调来的周建奇和从蒙古国留学结业的额尔德尼白音。1961年秋，林沉（亦邻真）从北大毕业分配来校。接着先后调来特布信、余大钧、额尔敦布拉格等人。1962年和1964年，从应届毕业生留下卫庆怀、金峰以及叶新民、包文汉各二人。

何志主任计划与梁太济合写一部《元朝经济史》，“文革”后，只有梁太济用到何之的笔名发表《关于金末元初的汉人地主武装问题》一文，意在悼念被迫害致死的合作者何志。

1961年冬，内蒙古大学筹备举办纪念成吉思汗诞生八百周年学术讨论会，林沉的《成吉思汗与蒙古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周清澍的《成吉思汗生年考》《蒙古社会如何向封建制度过度的问题》等论文供大会讨论。

学术讨论会后，蒙古史教研室改为研究室，由副教务长史筠出任主任。

此前，室内已安排专门从事翻译的人员，潘世宪和周建奇分别译田山茂《清代蒙古社会制度》和拉施特《史集》第一卷。周已在学报上发表译文：И.彼特鲁舍夫斯基《拉施德哀丁和他的历史著作——“史集”俄译本导言》、Э.Р.雷格得郎《论蒙古语中的“翁吉·孛勒”一词》。经与中华书局商定，由我室编译《蒙古史参考资料》，由中华书局编校，并委托商务印书馆代印。“文革”前，共出版24辑。这是当时高校中，由一个研究室自办译介国外学术成果的刊物。

余大钧从山西调来后，专管《蒙古史参考资料》的翻译和编辑工作，又接手翻译《史集》。“文革”后他结合译书体会，发表《十四世纪初伊朗史学家拉施德丁主编的历史巨著——〈史集〉》《关于蒙古兀鲁兀惕部的起源》《十三世纪伊朗史学家志费尼和他的历史著作〈世界征服者史〉》《最早来到蒙古高原的罗马教皇使节普兰·迦儿宾和他所写的〈蒙古史〉》等论文。

金启孮拟编《清卫拉特蒙古史料》，发表《清朝前期卫拉特蒙古和中原的互市》一文。同时进行女真文字研究，学报先发表其父金光平的《从契丹大小字到女真大小字》；1964年，学报以增刊形式出版他们父子合著的《女真语言文字研究》。“文革”后又发表《陕西碑林发现的女真字文书》，并以父子合作的名义发表《女真制字方法论——兼与日本山路广明氏商榷》。

林沉准备用畏兀儿体蒙古文还原《蒙古秘史》，与中华书局签订出版合同。同时又发表《读1276年龙门禹王庙八思巴字令旨碑——兼评尼古拉·鲍培的译注》。“文革”以后，他又连续发表《畏吾体蒙古文和古蒙古语语音》的论文。

金、林的研究，使我们历史研究室既有人研究古女真文字，又有人研究元朝的八思巴字和古畏吾体蒙古文，在全国语言学界也属罕见。

史筠、黄时鉴、郝维民继续修改《内蒙古革命史》，准备出版，陆续发表的论文有：黄时鉴、张思成的《关于“伊盟事变”》、黄时鉴的《日本帝国主义的“满蒙政策”和内蒙古反动封建上层的“自治”“独立”运动》；黄时鉴等集体用笔名蒙图素德发表《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内蒙古人民的革命斗争》。郝维民计划编写独贵龙运动的专著，发表论文《伊克昭盟“独贵龙”运动(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文革”后又发表《“五四”到“五卅”时期呼和浩特反帝爱国运动史实札记》《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李大钊与内蒙古革命》等文。史筠还对蒙古族科学家明安图进行研究，发表《蒙古族科学家明安图》《明安图在钦天监五十余年工作记略》二文。黄时鉴也撰写近代的论文《论清末清政府对内蒙古的“移民实边”政策》。

1962年冬，内蒙古史学会又举办《蒙古源流》成书三百周年纪念会，由对蒙古文文献有研究的额尔德尼白音准备论文，经周清澍修改补充成《〈蒙古源流〉初探》一文，用合作的名义在大会上宣读。周清澍将改写此文没能充分阐述的心得又写成札记两篇，题为《库腾汗——蒙藏关系最早的沟通者》《明成祖生母弘吉剌氏说所反映的天命观》。

1965年是忽必烈诞生750周年，我奉命准备，采取分专题研究的形式撰写《忽必烈研究》论文集，并与中华书局签订了合同。

历史系的《呼和浩特史话》未能完成，只有戴学稷个人写的《呼和浩特简史》在中华书局出版。

1965年秋，研究室发起集体编写《内蒙古史纲》，成员有林沉、周清澍、卫庆怀、金峰、黄时鉴、郝维民等人，分写蒙古兴起、元、明、清、近、现代，林沉另加写北方民族史一章，元、明代和清、近现代分别由周清澍、黄时鉴通稿。1966年“文革”爆发，在已有初稿的情况下功亏一篑。只有林沉写的北方民族史一章以《从远古到唐代的我国蒙古地区》的书名，1976年由学校内部印行。黄时鉴除近代史外，又涉足清代蒙古史，“文革”后发表了《清代包头地区土地问题上的租与典——包头契约的研究之一》和《青城札记》三篇。周清澍明代蒙古史一章初稿上缴后遗失，元代部分积累资料以后据以发表《元代的蒙古族》、《汪古部事辑》（1—5）、《从察罕脑儿看元代的伊克昭盟地区》等论文。

“文革”大乱六年之后，1972年，我室有机会参加点校《元史》，我的《点校〈元史〉的经历和体会》一文已介绍了参加人员和过程。

1973年，我们从乌拉特前旗调来下放到农村的周良霄、李逸友、贾洲杰三人。周良霄参加编写点校本《元史》校勘记。李、贾加上“文革”后从内蒙古博物馆调来的唐晓峰，研究室内增添了考古队伍。他们对元上都、长城进行调查，拓下白塔上的题记，贾洲杰发表《元上都》《金代长城初议》《辽金元时代内蒙古地区的城市和城市经济》《契丹丧葬制度研究》等论文。李逸友发表《呼和浩特市万部华严经塔的金元明各代题记》；唐晓峰发表《内蒙古西北部秦汉长城调查记》。

从本校毕业留在研究室的同学，郝维民在编写《内蒙古革命史》过程中已历练年久；金峰、叶新民、包文汉等在参加校勘《元史》等工作中也得到锻炼，“文革”后，金峰发表《清代蒙古台站的管理机构》《清代外蒙古北路驿站》《喇嘛教与蒙古封建政治》；包文汉发表《十七世纪我国北方各族人民的抗俄斗争》《清初科尔沁部与满洲的关系》；叶新民发表《元代统治者对站户的剥削和压迫》《伯颜与平宋战争》《成吉思汗和窝阔台时期的驿传制度》《弘吉剌部的封建领地制度》《关于元代的“四怯薛”》等文。  

1978年，研究室开始招收蒙古史和女真文字研究生，前者由林沉、周清澍指导，后者由金启孮指导。次年，教育部正式下文，授权蒙古史研究室培养中国民族史、中国古代史和少数民族古文字三个专业硕士研究生，占当时全校八个硕士点的八分之三。

1979年8月，蒙古史学会成立大会在呼和浩特举行，研究室成员全部参加，都提交了论文，会后《内蒙古大学学报》（1979年第3—4期）蒙古史专号发表了论文18篇。我室研究生、实习研究员、进修教师白拉都格其（《弘吉剌部与特薛禅》）、郝时远（《主儿乞部及几点问题的探讨》）、乌兰（《蒙古征服乞儿吉思史实的几个问题》）、涛海（《辛亥革命时期我国蒙古地区的抗俄斗争》）皆有论文。穆鸿利提交论文《完颜希尹本事略论稿》，又与道尔吉、和希格三人合作《女真文字史料摘抄》，发表在大会集刊和学报专号上。1980年第4期又发表了道尔吉（《关于女真大小字问题》）、和希格（《从金代的金银牌探讨女真大小字》）的论文。1983年, 道尔吉、和希格的硕士学位论文《女真译语研究》,在《内蒙古大学学报》的增刊上发表。

蒙古史学会成立大会后，林幹先生从社科院调来我校，完成《匈奴通史》《东胡史》和《突厥史》等通贯北方各民族史研究的系列著作，在全国独树一帜。

研究室成员除完成《元史》点校外，部分人还参加了若干全国性重大学术工程：周良霄、周清澍参加范文澜《中国通史》第六、七册的编写；周清澍、林沉参加《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元史》分册和《中国历史大辞典》《辽夏金元史》《民族史》分册的编写。其他部分人撰写了词条。1980年，根据国家民委《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修订出版计划，郝维民和白拉都格其在《内蒙古简史》原来编写工作的基础上，参加重新编写，郝维民执笔第五章，白拉都格其执笔第四章的后半部分，于1985年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

1975年，《蒙古史研究参考资料》恢复发行，又新编43辑，于1986年停刊，前后共68辑。约·弗·巴德利著《俄罗斯·蒙古·中国》由我室组织，经吴持哲和吴有刚译、胡钟达校，于1981年出版；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第一、二卷，于1983、1985年出版；潘世宪翻译的和田清著《明代蒙古史论集》、田山茂著《清代蒙古社会制度》，分别于1984和1987年出版；都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980年元史研究会成立，与会研究人员约四十余人，而我校参加者竟有八人，是我校元史研究队伍最盛时期。可惜其中几位早已调离，几位即将调出。曲终人散，会后坚守未走者所剩无几了。

我所说内容力求全面，但事隔年久，个人所知有限，难免挂一漏万。

作者简介

周清澍，男，汉族，1931年12月出生于湖南武冈，1950年毕业于武冈洞庭中学，同年秋考入北京大学史学系，1955年本科毕业留校作亚洲史研究生，1957年研究生毕业留校。1957年内蒙古大学建立，主动要求调往内大。1979年开始招收研究生，1985年晋升为教授，1988年经国家人事部批准为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2001年最后一名博士生毕业结束了教学生涯。

（节选自《珠光湖韵》第三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