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是内蒙古大学成立60周年大庆，中共内大党委宣传部给每位教师，退休的或在职的发了一封“征稿启事”，希望能留下60年来个人的故事和回忆。我看了启事，真是感慨万分，我差不多在内大也度过了60个年头。在这60年中，种种辛劳与欢乐，写一本书也写不完，当然这既没有精力，也无必要，但正像“启事”所要求的要在5000字以内，容纳在《珠光湖韵》中，我考虑了很久，决定记载一些当年我们住在“单身楼”的一些趣人趣事，这里有我自己的一些感受，也有很多老师的一些故事，反映了建校初期外来老师的一些艰辛，但更多的是他们的欢乐。正是这些艰辛和欢乐代表着内蒙古大学的基调，甚至是内大人的精神。

内蒙古大学是经国务院批准，于1957年成立的内蒙古第一所综合性大学，师资是从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十几所全国名校招募来的。新来的教师中少数是所在校的教师，大多数是所在校的毕业生，从1957年至1962年陆续到内大报到，我是1961年到内大报到的。我起初就读华东化工学院，最后一年转入复旦大学，因此算是复旦大学毕业生，所以我的身上有工科的印记。后来又埋头于理科“结构化学”，不久我就发现我这种“两脚猫”式的人还能适应当时内大的教学需要。就这样我就安心留在内大，一晃60年就过去了，虽然没有什么大的成绩，但也留下了不少的回忆。

内大的单身楼坐落在内大东门口，经几次修葺，现已改为留学生楼，在建校初期那是专门为单身教工修建的宿舍。从外地来的教师绝大部分是光棍，我来校不久也住进了这座单身楼。一个房间大概20平方米，住3个人，和我同住的是一个化学系的教辅人员，后来又住进内大毕业的刘树堂老师，不久刘老师有了女朋友，也是内大的学生，我很知趣地老给他们留下“空间”。不久，他们成双成对搬了出去，我呢，不久也成家，这是一个普遍现象。因此单身楼住的单身少了，大多数是有家室的小夫妻了。于是问题也来了，本来都是在食堂打饭吃，后来要开灶烧菜做饭了，那个烧煤球的锅台往哪里放？没办法只好放在走廊里，差不多每家一个锅灶，于是整个走廊五十几米成了一个大烟囱，室内空气之恶劣可想而知。可是那个年代，大学发展实在太快了，这种情况绝非内大一家，大家都叫它“筒子楼”。甚至北大、清华也不能幸免，后来教育部专门研究解决“筒子楼”问题，才慢慢把筒子楼消灭掉，没有了，又有人想念它。因为在筒子楼里一家烧了一个好菜，全楼的人都闻到了香味。我妻子也是南方人，善于做鱼，引得好多人都来观赏，如果肯尝一口，我们全家要高兴半天，引以为傲；别人家做了饺子，我们也会去尝一尝，同时也一定会赞不绝口。尤其是有一次我去内大南边的“东瓦窑”，抓了一些青蛙，按照南方人的习惯，剥了皮，炒了吃，引得大家十分好奇，都来看一看，胆子大的还尝一口，虽然好吃，但不敢模仿。我们吃不了的活青蛙，把它们养在房后的地窖里，一两个星期还活着。几年以后，东瓦窑的青蛙没有了，那不是我打杀的缘故，当然捕杀青蛙是不对的，但青蛙的彻底消失是因为那里的水塘没有了，哪里还容得下青蛙！环境好坏，永远是生物多样性的决定因素。北方的同志都佩服我们新颖的做菜方法，正像我们佩服他们做饺子、包包子的本事一样，可见当时我们之间的感情是多么广泛和深厚。后来大家搬出单身楼，一家一户都分开了，再也没有出现过这种情景，原来欢乐和谐还可能来自困难艰辛。

物理系的严家任也住在单身楼的二楼，他住在楼的东头，我们住在楼中间，在水房和厕所对面，有时我去东边，碰到他聊几句，我发现他不仅外文好，而且理论物理学基础很扎实。他也喜欢和我谈，但谈的都是打乒乓球。我自8岁起学打乒乓球，那时放了学到同学家里，卸下门板做乒乓台就随便玩。后来上大学，在华东理工学院那里打乒乓球打得好的很受老师同学的追捧，还出了国手，叫帖亚娜，她后来去了香港打球。我也是跟着别人学打球，到了内大，我打乒乓球还算可以。严家任一面和我打球，一面和我讨论球技，一年多之后他竟打败了我，使我十分惊讶！他后来调到湖南去工作，回来时碰着我，第一句话还是问“还打乒乓球不？”我反问他时他说“没工夫打球啦”。后来他在水房里又“依里呜尔”地学拉小提琴，这是百分之百的噪音，幸亏是在水房，大家又较容忍，否则要给人家骂死的。而我在水房对面住，我也能忍受他的噪音，我想这个严家任没有做不成的事。果然几个月以后，他拉得有调了，后来更是有模有样，走过的人也愿意站着听一会儿了。他后来调入湖南大学成了该校的台柱子。

还有一个人叫王先恒，他住在我的西边，我妻子在她的人群里传他的轶事，说他住的屋从来不打扫，桌子上只有他坐的一巴掌大小的桌面是干净的，其他因长期不擦洗，永远是脏兮兮的，我也从未进过他的家，他一直单身，但他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懂几门外语，在我心中是一位很值得尊重的学者，在世俗者眼中是一个可笑的人，由于他择偶条件过高和对世俗的偏见终身未娶，中年刚过就在内大病逝。

历史系还有一位叫周建奇的老师，他年龄偏大，新中国成立前就参加地下共产党，也是在内大创建期来到内大，住在单身楼二楼，在我家西边，他的俄语很好，研究蒙古史，或许是这个原因来到了内大，那时有一段时间，发生了中共论战，康生组织一共写出了“九评”，认为这九篇文章就可把赫鲁晓夫的苏联打倒，显然周老师不同意这种看法，因为周能听懂苏联的广播，他说莫斯科人在星期六、日还开了小汽车到郊外去度假，不可能“连裤子都穿不上”。接着就把周建奇打成了“修正主义”分子。这件事一点也不好玩，当周走在校园里，我亲眼见到一群孩子追着他打呀，骂呀，吐口水，回到单身楼，历史系的老师也都不理他，生怕沾色。在水房里我有时遇到他，也只是客套式说一两句，后来他老婆带着孩子来探亲，我妻子和他妻子及孩子亲切地交谈，在水房共同洗衣服，这件事使我很开心。我认为给远路来探亲的女眷一些起码的热情是应该的。后来内大出了一本《批判周建奇修正主义言论集》，每人一本，大多数人一丢了之，我也一样，以至现在要找一本来看一看都找不到。但与内大校长乌兰夫无关，因为那时乌兰夫同志在华北会议上在受批判，已不能主持内大的工作了。校外有人拿到批判周建奇的书说“原来内蒙古大学还有这样一位大英雄呢！”后来内大领导为周建奇平反，派人去杭州赔礼致歉，但周没有返校，客死于杭州。我总想要是乌兰夫还在内大主持工作，或许不会发生这样的事。

好了，说得太沉重了，还是说一些有趣的事吧。在单身楼，我的房间对着水房，左边是男厕所，右边是女厕所。当时的厕所装潢没有现在的好，用的人又多，我不久就成了修厕所的行家里手，只要一看，我就知道哪里出了毛病。因当时要找一个修理工，着实不容易。原来修厕所归锅炉房管，主要管暖气，而暖气的毛病够多的了，管好暖气就很不容易。有一天自治区书记吉日格勒要来视察内大单身楼，要访问一个住户，有人推举访问我家，于是吉书记走进了我家，吉书记问我有什么困难，我说：这个筒子楼很不卫生，我把我在楼道里测量一氧化碳的数据告诉他，已远远超标，对人体健康十分有害。

想不到吉书记记住了这件事，又逢教育部也想要解决“筒子楼”问题，于是内大单身楼的人纷纷搬出，我搬到了23楼，有两个房间，一个厕所，一个凉台，独门独户，条件大有改善，但同时也缺少了人际交流的机会，虽然少了不少烦恼，但也丢掉了很多欢乐。

内大东门斜对面是桥靠公社的“车马大店”，再往东走就是一大片树林。平时我们也去走走，如果走远了，会担心走不回来。据说有人看见一只野狼曾在内大东门口坐着，可见那时的内大周围是多么的荒凉。有时内大停水，就靠车马大店救助了。单身楼里的人，你传我，我传他，都知道车马大店有水免费打，于是一群人提着大壶小盆走过马路至车马大店去打水。他们的水是压井，浅层水，倒也很甘甜，这时是单身楼里最活跃的时候，大家嘻嘻哈哈地把水提回楼内，没想到五六十年过去了，校内自喷井没有了，浅层水不能喝了，打井深到100米以下，我老是想再过60年呢，恐怕100米、150米以下都没有水了。内大人恐怕只能喝黄河水了，这恐怕是内大人的一个忧患。

现在，每当我走过东门留学生宿舍，再望望马路对面过去车马大店的地方，一些往事会重新泛起，甚至听到了桥靠公社的大喇叭响起“社员同志们，今天8时整到……”这是我来内蒙古的第一站，虽然艰辛但也快乐多多，使我有信心在内蒙古待下去。我在故乡浙江余姚念完高中，共呆了19年，步入上海读了5年大学，24岁来到内蒙古，至今已有55年。当别人问我是什么地方的人，我会骄傲地告诉他，我是“内蒙古人”，现在江浙一带人也不像以前连“呼和浩特”和“乌鲁木齐”都搞不清楚。他们现在说起“呼和浩特”也会竖起大拇指。

作者简介

沈岳年，男，汉族，1938年出生于浙江省余姚市。1961年复旦大学毕业，同年支边到内蒙古大学化学系任教，教授，2006年退休。

（节选自《珠光湖韵》第三集）